当垃圾分类投放点、智能分类设备等各类硬件设施已铺满城市街巷，各类分类指引、科普教程也全面普及，“怎么分”的实操知识早已不再陌生。可即便配套硬件与科普宣传双双到位，我们距离人人践行、常态长效的真正绿色生活依旧存在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这道鸿沟的答案从来不在标准化的垃圾桶与智能化设备之上，而藏在每一位公民的内心思想与行动自觉里。

当下垃圾分类治理正面临一场关键的转型考验：如何完成从“要我分”转向“我要分”。这一治理跃迁并非依靠技术迭代实现，而是依赖社区情感联结、治理信任重构与共同体归属感的培育。

技术治理的底层逻辑是统一标准、追求高效便捷，侧重用硬件规则约束行为；但扎根街巷的基层社会治理，其核心始终是人，更看重的是群众的主动参与、充分理解与彼此共情。两者的适配融合也正是超大城市推动垃圾分类走向精细化、长效化转型需要破解的重要命题。

硬件完善后的治理短板

城市垃圾分类兼具技术属性、制度属性与社会治理属性，硬件设施与制度体系的搭建只是治理的起点，持续的公众参与和基层动力激活才是治理提质的关键。

2020年5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北京垃圾分类设施配套持续完善、数字化监管体系不断升级，初步构建起多方参与的治理框架。但在该条例实施初期，末端治理短板逐渐凸显，居民投放准确率波动较大，基层普遍面临“信心不足、方法不足、资源不足”的三重约束，社区动员内生动力薄弱，难以实现常态化、长效化治理。

针对基层治理的痛点，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意识到，基层需要一本“看得懂、用得上”的实操手册。与此同时，长期深耕社区一线的阿牛公益发展中心正想将一线经验梳理成册，希望惠及更多同行。政府的治理需求与社会组织的实践积淀形成高度契合，促成了双方的深度协作。

在此背景下，由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指导，万科公益基金会与北京市垃圾分类治理促进中心签订战略协议，资助阿牛公益发展中心实施“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赋能体系建设支持项目”（以下简称赋能项目），探索以政社合作增强基层治理内生动力的可行路径。这是北京乃至全国范围内，省级层面城市管理部门与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领域的首次携手，实现了从“陌生”到“共创”的历史性破冰。

为规避传统治理“专家闭门造车、理论脱离实操”的弊端，赋能项目采用多元共创的研发模式，邀请市、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社区书记、物业经理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通过两场大型参与式工作坊，聚焦“桶站建设”“宣传动员”等7个基层高频难点，结合真实治理场景梳理案例、制定清单化解决方案，最终编撰形成《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基层赋能指导手册》。该手册作为官方规范化实操教材，累计发放9000余册，覆盖北京1.6万余个村（社），并辐射全国60余个城市。

依托手册落地推广，该项目同步搭建完整赋能体系，实现了基层治理力量的系统性培育：全市基层赋能讲师规模从109人扩充至535人，实现17个区全覆盖，累计开展培训超8万人次。同时，项目深度参与4份市级政策文件修订，多项基层实操建议被主管部门采纳，并发起成立“北京可持续社区行动网络”，延伸推出支持一线社会组织的“牵手计划”，实现对基层治理单元的全方位、高密度赋能。

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培训模式，赋能项目最大的突破不是产出了多少份手册或培训了多少人次，而是实现了从“培训”到“陪伴”的范式转变。

多维赋能下的实践破局

区别于浅层、碎片化的项目协作模式，赋能项目没有停留在“出一本书”或“开几场培训”的浅层协作上，而是构建了一套系统化的“3+1”赋能模型，从知识、队伍、体系到政策，全方位补齐基层治理短板。

同时，该项目系统梳理与提炼基层优质实践，形成《北京市垃圾分类十大优秀案例》《无废新生：中国低值可回收物治理的三大实践样本》等成果，将零散的社区本土化“土经验”转化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治理知识资产。

在系统化赋能体系的支撑下，针对一线社会组织和社区工作者在复杂治理场景中“孤立无援”的痛点，赋能项目发起“北京可持续社区行动网络”，并推出核心赋能机制“牵手计划”，不仅锻造了优秀的基层讲师代表，所扶持的4家基层社会组织也实现了专业化、体系化的成长。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党委书记王云环创新“四专四有”垃圾分类模式，带动2.4万人次开展桶前值守志愿服务，服务时长近8万小时，助推社区垃圾分类参与率从3%跃升至近100%，获评“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江山赋社区党支部书记亓伟伟利用“赋江山”可持续行动志愿者小组推进志愿者赋能工作，通过生态堆肥等方式，使社区居民垃圾分类自主分出率从9%跃升至89%，先后荣获“2023年中国最美百名生态环境志愿者”“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达人”“北京市劳动模范”等称号，并于2024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9）上分享绿色低碳经验。

北京市昌平区他山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现了从扎根昌平区的社区服务者到枢纽型社会组织的跨越式发展，成功总结提炼出“霍营模式”，并在全国性行业会议上作为典型案例分享政社合作经验；机构年度增量资金突破100万元，资源动员能力与行业引领力显著增强。

北京市朝阳区玉华残障人士康养服务中心作为一家深耕一线的助残服务机构，曾侧重于直接服务供给，在项目策划、执行规范及品牌传播方面存在短板。通过参与“高质量推文撰写”与“媒体沟通策略”专项辅导，该中心不仅实现了项目传播能力的显著提升，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小额项目实践中展现了规范化的项目管理水平，完成了从单纯“关注活动数量”向深度“关注人的改变”的核心理念蜕变。

北京市大兴区清源绿色生活社区服务发展中心依托企业开展公益项目，实现了从小微试点到区域IP的拓展。通过伙伴赋能，其堆肥项目从1个社区扩展到多个社区，社区书记更是主动推进堆肥区优化升级；同时，将校园回收场景延伸至家庭，“绿色当铺大篷车”项目单次回收近1吨可回收物，实现家庭、学校、社区有效联动；该中心团队还聚焦“社区堆肥+零废弃校园”，在大兴区打造专属IP，荣获“首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称号。从社区堆肥到支持“故宫零废弃”项目，该中心实现了跨圈层的链接，团队成员也找到了个人发展和机构的战略“圆心”。

北京市东城区三正社工事务所在2022年前深耕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2022年依托万科公益基金会“绿缘计划”项目实现战略转型，切入零废弃社区建设领域。事务所在前门街道草场社区成功打造“零废院落”样板后，接续承接万科资助的“菜市场零废弃项目”，并在景山街道落地。面对项目实施后期因政策调整及人员变动带来的收尾困境，“牵手计划”伙伴迅速响应，汇聚街道、社区、高校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举办“案例共创工作坊”。通过系统复盘3年实践历程，深度梳理项目经验，最终保障结项报告顺利发布，实现项目圆满收官。

各类主体的成长蜕变，源自阿牛公益发展中心通过大量“一对一”深度对话探索的“陪伴式赋能”模式。这一模式与传统能力建设项目不同，摒弃单向知识与技巧传授，转向基于信任关系的双向激发：既关注基层工作者的执行技能，也培育一线组织的战略思维；既提供业务指导，也重视负责人与团队的个人成长与心理支持，实现从“教你怎么做”向“陪你找到自己的路”的转变，为基层治理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创新、从碎片化运作转向体系化治理提供了核心支撑。

陪伴赋能中的共治新局

历经两期（2022年—2026年）持续深耕，垃圾分类赋能项目构建起政社协同的中介服务体系，有效打破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的治理壁垒。其价值不仅体现在手册、讲师、行动网络等成果，更在于通过长期的关系建构、资源整合与能力培育，重塑了超大城市基层垃圾分类的共治逻辑，形成了可持续、可迭代的治理影响力。

从实践推广价值来看，赋能项目沉淀的全套基层工作方法、讲师培育体系、薄弱小区精准帮扶机制等成果，经过多区域社区实践验证，已具备成熟的跨域复制潜力。后续可将各类实操经验整合凝练为标准化“赋能工具包”，为超大城市精细化环境治理提供标准化实践范式。

从深层治理逻辑来看，这一项目有效填补了政府与基层社会组织之间的中介衔接空白。在传统治理体系中，政府具备政策权威与公共资源优势，但难以精准下沉触达社区场景；基层社会组织扎根一线、贴近群众，却普遍面临资源短缺、能力封闭、单兵作战的发展困境，形成治理供需错位。而赋能项目中基金会与枢纽型社会组织联动开展的相关工作，通过资源整合、知识传递、网络链接、政策倡导等方式，打通了政策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地执行的双向通道，既将一线治理实践转化为规范化政策建议，推动市级垃圾分类制度体系持续完善，也让宏观政策目标精准传导至社区末端、落地见效。由此，一种“政府有为、社会组织有位、伙伴有力”的多元共治格局逐渐形成。这一实践也揭示了城市环境治理可突破单一行政驱动模式、依托专业中介力量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动力的核心逻辑。

然而，赋能项目实践中也面临着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现实短板。项目推进过程中，政府人事调整、政社认知差异、政策重心变化、项目方向受阻、基金会人员变动等因素均会影响合作稳定性与项目推进节奏。这也反映出，当前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共治的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常态化协同机制、稳定的互信合作机制仍未完全建立，需要通过长期持续的实践探索优化制度环境、巩固合作根基。

在赋能模式层面，赋能项目秉持“相信人、支持人、成就人”的陪伴式赋能理念，有效激活了基层工作者的参与热情与治理活力。但目前个体层面的工作动力与服务热情尚未完全沉淀为组织层面的常态化韧性。面对基层治理的不确定性与动态变化，未来需持续完善陪伴式赋能体系，推动个体成长、个人认同转化为社会组织的长效治理能力，实现从短期项目运作到长期治理能力建设的深度转型。

归根结底，城市垃圾分类治理并非单纯的技术性、事务性工作，而是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命题。精细化治理时代下，需系统提炼北京项目实践中的“陪伴式赋能”“参与式共创”等核心方法论，依托标准化赋能工具包实现经验规模化推广。客观来看，本次赋能项目既有成熟的实践成果，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在复杂的治理场景中，社会组织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织网者”。

总之，超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正日益趋向精细化。作为一件久久为功的“关键小事”，这项实践需要通过党建引领实现多元共治，并推动政府部门的政策目标、基金会的战略与支持以及社会组织专业力量的介入之间形成合力，在此基础上构建资源共享、协同行动、互信互赖的组织关系，推动形成社区可持续环境建设的良好生态。由此催生出的超越技术治理的实践智慧将持续推动人的改变。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