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业县花了不少钱治污，水还是脏的——为什么？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刘广龙的判断是，根子在治污与产业“两张皮”。而“十五五”两份新出台的规划，恰恰在这件事上形成了合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生态循环农业置于突出位置，《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则从环境治理端强调面源污染治理。

政策的分量，一线感受最深。“一系列政策为我们开展治理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和方向。尤其是‘整县推进’等部署，即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治污设施、资源循环和产业布局，改变了过去一村一策、零敲碎打的局面，有助于打开全域统筹、规模化运作的新局面。”刘广龙说。

治污和产业，为什么是“两张皮”

政策出台不是空穴来风，背后是基层长期解决不了的难题。刘广龙介绍，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工作较为复杂。有别于工业点源，农业面源污染分布分散、容易随径流扩散且具有滞后性，难以精准溯源与集中处置，沿用传统手段治理效果往往不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其治理停留在“单点治理”“单链条治理”的层面。“就污染治污染，单纯依靠末端截污，看似对症下药，实则治标不治本。”刘广龙坦言，有的地方投入了大量资金，污染物总量却未能实现实质性削减。

关于原因，他认为症结在于治污与产业“两张皮”，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各行其道。在一个农业县，面源污染广泛分布，治理资金终究有限，“撒胡椒面”式的平均用力既不现实，也难见效。刘广龙认为，出路是在县域或流域维度上，把治理措施与产业发展绑定，走“产业治污”的路子——“好钢用在刀刃上”，有限的资金优先用于解决主导产业带来的突出面源污染问题。当产业发展与污染治理形成联动，治污就不再是“包袱”，反而会倒逼产业的迭代与升级。

同时，治污动力从外部约束转向内生驱动。

在刘广龙看来，“产业治污”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改变了治污的动力来源。当产业因绿色转型获得更好的效益，经营主体便会自觉维护环保设施，环保由此从外部施加的成本，转变为发展自身的需要。“治污和发展不再彼此消耗，而是形成良性循环。”

在推动“产业治污”的众多路径中，生态循环农业具有重要位置，其深层逻辑是从源头化解农业污染物治理的难题。比如，氮磷是养分还是污染，取决于它在不在农田里。

“农业面源污染的主要成分是氮和磷，但在农业生产中，氮磷本是不可或缺的养分，只有流出农田、进入水体，才会演变成污染。”刘广龙解释，生态循环农业的精妙之处，就在于通过物质循环利用把氮磷锁在农田区内部，构建生态闭环，以循环替代排放。

从“末端截污”到“源头循环”，这一转向的意义已超出生态环境保护本身。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为切口发展生态循环农业，表面上解决的是产业末端的环境问题，实质上推动的是整个农业的绿色升级。“这也是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求。”刘广龙说。

生态循环农业的三种模式

生态循环农业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通过建立农业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动态均衡机制，在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的同时，推动农业实现绿色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的核心在于‘养分循环’。在实践中，无论采取何种技术模式，其目标均是推动农业系统内部养分的闭环流转，减少养分流失，提升养分利用效率。”刘广龙说。

刘广龙进一步介绍：“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模板，只有适合自己的路子。其中的关键在于量体裁衣、因地制宜。”他以“种养结合”模式为例进行介绍。在传统的单一养殖中，大量粪污往往是令人头疼的环保治理难题。但只要结合周边的农田情况进行科学规划，这些废弃物便能就地转化为改善土壤、滋养作物的肥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他举了一个直观的例子：“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龙泉河小流域上游有一家存栏万头的养猪场。养殖场产生的大量沼液无序处置导致整条龙泉河黑臭熏天。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龙泉河小流域的不同区域，建设了约3万立方米的沼液储存池，并充分利用山区地形的高程差优势，让所有沼液通过重力自流汇入各处储存池，全程无需任何抽排动力。”

为了让沼液真正还田到户，他们沿小流域铺了十几公里输送管网，主干管一直通到各家地头。农户需要施肥时，只要接上一根软管、打开闸阀，沼液就顺着坡度流进田间。“对农户来说，就是一根软管的事。”刘广龙说，这种零动力、低成本的设计可以把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门槛降至最低。

依托这套高效、简便的沼液还田系统，以“猪—沼—菜”“猪—沼—茶”“猪—沼—果”为代表的“种养结合”模式在龙泉河小流域逐渐推行。曾经的养殖粪污不再直排入河，而是通过管网精准回补到农田——这里也由此实现了养殖废弃物的闭环。昔日的污染源转化为支撑区域农业绿色转型与发展的养分资源。

像这种“种养结合”的模式是郧阳区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生动切面。据了解，截至2024年，该区已累计投入5000余万元，开展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促进种养产业循环。

养分回了田，绿色种养的价值还需要在市场上充分显现。为此，当地大力支持品牌创建工作，鼓励企业实施有机肥替代、绿色防控等绿色农业技术，对获得“两品一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企业给予每件5万元至10万元的奖励，共创建有机产品17个、绿色产品45个，绿色基地认证20万亩。其中，“郧县香菇”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生态溢价能力大大提高。

“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不愁销，年产值400多万元。”当地一家农场负责人说。

据刘广龙介绍，针对山地、丘陵这类坡度大、耕地零散的区域，当地想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可以参考另一种代表性做法——“立体复合种养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思路是顺着山势分层布局，在不同高程上分别安排种植与养殖单元，让上层的产出为下层提供饲料或肥源，下层的废弃物又回流至上层地块，在有限的空间内将物质循环叠成多个层次，实现“一地多用、循环往复”。

以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为例，该地区探索出了“上种蓝莓+下养黑山羊”的复合模式。上层空间用于高附加值的蓝莓种植，下层的林间草地则作为黑山羊的散养空间。这种“林+果+畜”的立体布局，提高了单位土地的产出效益；同时，黑山羊的粪便还能直接作为有机肥滋养蓝莓，从而在山地环境中形成了一个微型的生态内循环系统。

山地立体循环解决了坡上的问题，但一个流域里往往既有平地又有山地，污染也不只来自种养——农膜、秸秆散落各处，靠单个主体或单个村根本收不过来。为突破单一主体与局部区域的治理局限，刘广龙还介绍了湖北探索的“区域集中资源化”模式。这一模式以流域为单元，对整个流域的农业废弃物进行集中统筹与系统处置，实现流域尺度的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

在具体操作层面，刘广龙解释，该模式通过建立“流域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将分散的农业废弃物纳入统一管理。他特别强调了集中化处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农业废弃物的收集存在经济半径，分散处理往往成本高、效率低。“而依托该模式，我们能在合理的空间尺度内，将流域内的畜禽粪污、农作物秸秆以及废旧农膜等主要农业废弃物进行统一收储，并分门别类地开展集中化、规模化的资源利用。”

据了解，目前，湖北省正在推广普及这一模式。“在全省30多个重点面源污染治理项目中，超20个流域级的废弃物循环处理中心已经落地。”刘广龙说。

刘广龙坦言，生态循环农业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抓手，多种模式各具优势，但实际推广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其一是种养空间不匹配。现在业内经常提倡“种养循环”和“以地定养”的理念，即根据土地承载力确定养殖规模。“这个理念本身没有问题，但在基层实际工作中，空间错配的现象十分普遍。”刘广龙表示。例如，某片土地的消纳能力原本最多只能承载200头猪的粪污，但实际上当地却建有存栏两万头的规模化养殖场，这就导致产生的粪污根本无法实现就地、就近全量还田。

其二是还田利用缺乏标准化。“以沼液还田为例，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农户在实操中经常面临‘究竟该还多少’的疑问。因为针对茶园、果园、蔬菜以及玉米等常规大田作物，它们对沼液养分的需求量和耐受度是截然不同的。目前在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科学、明确的标准化规范。”刘广龙说。

其三是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废弃物要实现资源化利用，“收、储、运”是至关重要的前置环节。秸秆、粪污这类废弃物普遍存在体积大、含水率高、附加值低的特点，运输半径一旦超出合理范围，成本就会迅速超过其资源化后的收益。如果没有专业化的第三方主体来承担收集、暂存和调运工作，很多废弃物即便技术上可以利用，实际上也走不出田间地头。

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魏孝承补充说：“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一条长链条，前端处理做得再好，‘收、储、运’的相关环节衔接不上，整个链条也无法有效运转。”

科技赋能与机制护航：让循环真正转起来

以“种养结合”模式为代表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前景广阔，优势明显，但在实际推广与应用中仍难免遇到挑战。“这些问题仅靠人力和经验是解决不了的。”在刘广龙看来，模式的长期稳定运行需要建立在连续、可量化的数据之上——而这正是过去最薄弱、如今最有可能被技术补上的一环。

事实上，政策层面对此已有前瞻性布局。围绕技术赋能，前述两份规划的相关部署不仅将人工智能的应用摆在突出位置，也强化了智能监测等硬件设备的配套与保障，为新技术加速下沉提供了有力支撑。

那些过去“靠人力和经验解决不了”的问题，正因此有了新的解法。在魏孝承看来，前端的智能监测设备与后端的人工智能系统，如同农业管理中的“火眼金睛”与“智慧大脑”，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生产决策方式。他形象地阐释道，这一变革的核心在于两个转变：投入方式上，从“大水大肥”的粗放化管理走向“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精准式供给；管理方式上，从依赖个人经验的“凭感觉种地”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

刘广龙在一线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物联网与智能设备的普及速度明显加快，无论是水肥的精准把控，还是养殖环境的动态调控，这些“黑科技”都已在生态循环农业中逐步扮演起重要角色。

从实践来看，智能设备的赋能价值首先体现在源头精准减量上，能有效补齐传统人工监测的短板。

“前端探头可直观、实时地反映土壤墒情与养分状况，为无人化闭环操作提供了精准的数据基础。探头埋入田间后，一旦监测到指标匮乏，系统便会自动按需、定量地将水肥精准输送，从源头上削减了氮磷化肥的盲目使用。”刘广龙说。

刘广龙介绍，以“猪—沼—菜”循环模式为例，过去，沼液还田往往是一笔“糊涂账”——一亩地到底该灌多少，农户只能凭经验估算，用量是否合适全看运气，但智能设备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局面。龙泉河小流域的某农场主成了最直接的见证者。谈及变化，该农场主感触颇深：“以前浇沼液是个苦差事，人要在田里跑来跑去手动开闸，用量全靠两只眼睛盯着估算，又脏又累还总发愁。现在，只需在手机APP上输入目标用量，系统就能进行自动监测，帮助完成精准施肥。”

如果说源头减量解决的是“怎么用”的问题，那么智能监测设备则回答了“怎么管”的难题。

刘广龙表示：“传统的流域氮磷流失评估以人工布点和定期现场取样为主，劳动强度大、工作效率偏低，且难以捕捉污染发生的瞬时过程，常常会出现采样人员尚未到位、径流过程已经结束的情况，所获数据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代表性也不足。智能监测设备的应用改变了这一状况。设备可长期驻守既定点位、自动连续运行，使监测方式从周期性抽样升级为覆盖全过程的连续观测。”

同时，智能设备本身也在快速迭代。以水质采样设备为例，新一代产品实现了“随流而动”的工作模式，感知到水流出现即触发采样，无水时段则进入自动休眠状态。老式采样器多按固定时间盲采，干旱无降水时往往无水可采，即便取到样，也难以对应真实的污染过程。改为按需响应后，采到的样品集中在真正产生流失的时段，设备能耗和人工运维成本也随之下降。

科技赋能正在为农业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但技术解决的更多是“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愿不愿做”“能不能持续做”则需要更加完善的管理机制与激励手段来保驾护航。为此，刘广龙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完善监测评估体系，加强数字化赋能。加快建设跨流域农业物质循环监测网络，在长江、黄河等核心流域及粮食主产区加密布点，动态追踪秸秆、畜禽粪污、农膜等农业废弃物的产生量与消纳能力。整合多维数据，搭建全国统一的农业资源循环利用监测服务平台，开发养分供需匹配、种养承载力测算等功能模块，打破部门数据壁垒，为科学配置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提供支撑。

二是强化精准施策，深化“以用促治、量质双控”。立足农业氮磷“既是资源又是污染”的双重属性，构建不同区域种养匹配与养分承载的阈值模型，推行“一区一策”，避免模式照搬。同时加大定向科研支持，攻关秸秆炭化还田、粪污快速腐熟、农膜再生造粒等高值化利用技术，以产业创新支撑循环增值。

三是健全体制机制，激发多元共治活力。依托统一大数据平台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实现监测评估、技术推广与标准认证信息共享，破解碎片化推进难题。加快绿色、有机产品认证与地理标志培育，让生态投入获得市场溢价；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补偿激励机制，对践行绿色生产、参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农户和企业给予实质性补贴奖励，降低小农户参与门槛。

把氮磷锁在农田，将废弃物嵌回链条。生态循环农业给出的答案，从来不止于换取一条河的清澈、一片地的肥沃。它以治理面源污染为突破口，逐步摆脱传统粗放模式的局限，推动农业生产逻辑实现系统性升级，让投入更精准、资源更闭环、产出更优质。

当农业废弃物真正循环起来，成了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环，环境治理就不再是额外的负担，而成为产业发展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