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迈向碳中和愿景的关键阶段。《“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积极促进碳达峰碳中和领域投资，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渠道，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提出，要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推动气候投融资，有序推进碳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创新。

绿色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双碳”目标？现有金融产品发挥了哪些作用？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张伟近日接受了中环报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张伟，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二级）、应用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ZD113）负责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绿色发展与金融创新。

中国环境报：绿色金融支持“双碳”行动与支持传统污染治理有何区别？

张伟：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而提供的金融服务。由这个定义不难看出，应对气候变化属于绿色金融需要覆盖的重点领域，这就表明，绿色金融需要将“双碳”行动作为支持的重点。

绿色金融支持“双碳”行动，与支持传统污染治理项目是有区别的。比如支持对象不同，“双碳”项目是全球公共产品，传统污染治理项目是区域公共产品。相比之下，“双碳”项目更难以实现商业上的收益，因为后者有可能获得地方的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业务开展难度也不同，“双碳”项目涉及能源结构调整、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型，部分技术尚处于发展阶段，投资风险较高，对绿色金融产品的风险管理和相关人员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的来说，二者虽然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可以协同推进，但差异性也很大，需要有针对性地设计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

中国环境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深入，绿色金融的支持重点该怎样调整？

张伟：绿色金融支持各类项目，需要一个合理的比例。这个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绿色金融发展初期，污染治理是重要的支持方向，服务对象主要就是大气、水体、土壤等传统污染治理项目。时代发展到现阶段，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且我国传统污染治理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这种情况下，绿色金融服务的重点应当逐步转向“双碳”领域。这并不是说传统污染治理不再重要，而是要根据实际需求，合理安排资金投向。在继续支持污染防治、资源节约等领域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碳减排、清洁能源和产业低碳转型等领域的支持力度。

这里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部分项目有利于污染治理或资源节约，但不一定能够直接形成可量化的碳减排效果。如果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绿色项目都视为“双碳”项目，就会在评价上扩大口径，削弱对真正碳导向金融活动的识别能力。

因此，既要发挥绿色金融的综合环境效益，也要提高对碳减排效果的识别能力，让资金更精准地服务“双碳”目标。

中国环境报：整体来看，我国绿色金融支持“双碳”行动的进展如何？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张伟：近年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较快，规模不断扩张，产品体系也更加丰富，由过去绿色信贷“一家独大”，逐步转变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权等多元共存的局面。

这些产品都为“双碳”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但从研究情况看，绿色金融规模不断扩大，并不意味着流向“双碳”领域的资金也同步增长。如何把绿色金融的发展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碳减排成效，仍然值得关注。

不同省份之间也存在差异。江苏、山东、福建、湖北、黑龙江等省份的绿色金融发展与“双碳”目标联系较为紧密，四川、江西、湖南、新疆等省（自治区）的“双碳”导向相对偏弱。这种差异与各地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有关。

中国环境报：在服务“双碳”目标的过程中，绿色金融产品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张伟：早期的绿色金融产品主要是排污权质押贷款，后来逐步出现了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股权等产品。无论是传统绿色金融产品，还是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对于支持“双碳”行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举3个例子。

一是绿色债券。截至2025年底，我国境内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突破2.4万亿元，位居全球前列。通过发行绿色债券，中长期社会资本能够更有效地进入“双碳”领域，其优势是平均规模较大、期限较长，缺点是覆盖范围较窄、抗风险能力较弱。所以与绿色信贷相比，绿色债券更适合一些期限较长、资金需求较大的项目，比如基础设施低碳升级、清洁能源产业建设和绿色低碳产业扩张等。我国最早的绿色债券是碳债券，之后又陆续推出了碳中和债券、蓝色债券、气候主题债券等产品。引入数字技术后，绿色债券产品也在不断进化，未来可以更好地服务“双碳”目标。

二是绿色保险。它既能给投资行为提供风险保障，也能弥补长期投资的资金缺口。截至2024年底，我国绿色保险保费收入为3331亿元、提供风险保障超330万亿元，分别是2020年底的3.3倍和18倍。早期的绿色保险产品主要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后来经过不断创新，逐渐开发出巨灾保险、碳保险、绿色建筑保险等产品。当前，绿色保险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基础数据积累不足，不过引入数字技术后，可以使用实时数据代替经验判断，将绿色保险从单纯的“事后赔付”推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与“事后赔付”相结合。

三是环境权益金融。碳金融是最典型的环境权益金融产品，其次是绿证金融、绿电金融等。截至2025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8.65亿吨、成交额576.6亿元，分别是2022年底的3.8倍与5.5倍。另据统计，2025年我国绿证市场交易量达9.3亿个，是2022年的9.6倍；2025年我国绿电市场交易量达3285亿千瓦时，是2022年的18倍。早期的碳金融产品是碳排放权现货与碳排放权质押贷款，之后衍生出碳期货与碳收益权质押等产品。环境权益金融服务“双碳”目标的作用主要在于定价，通过定价，将碳减排变为可交易、可融资的资产，可以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双碳”领域。

中国环境报：面向“十五五”，要让绿色金融更好地服务“双碳”目标，您有哪些建议？

张伟：我认为要在制度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上多做文章。

要完善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碳排放信息是绿色金融支持“双碳”项目的前提条件，但目前相关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强制披露范围有限、披露标准不统一、一些披露数据未经核实等。为此，需要更加注重刚性约束与技术赋能。首先，逐步扩大强制披露范围，统一行业披露标准。其次，搭建跨部门数据共享平台，运用区块链实现数据自动核验。再次，将披露质量与融资授信、财政激励直接挂钩，强化第三方鉴证与联合监管，严厉整治弄虚作假行为。

加强对“双碳”相关融资产品的开发推广。可以考虑以绿色金融为基础，融合科技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形成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的产品。例如将绿色金融与科技金融融合，可以开发出“双碳”专利质押贷款、“双碳”创业投资基金等绿色科技金融产品。将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可以开发出碳账户积分贷款等绿色普惠金融产品。在推广方面，需要考虑将融资成本与企业的碳减排表现挂钩，以低融资成本吸引企业。当然，相关的政策支持、考核激励、宣传合作、专业服务等也是必不可少的。

设立气候适应基础设施基金。这类基金是指支持应对干旱、洪涝等气候风险，提升气候韧性等项目的投资基金。鉴于今后极端天气会越来越频繁，气候适应基础设施作为承灾载体，需要专门、稳定的资金渠道。建议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相关要求，设立专门的气候适应基础设施基金，重点支持提升灾害频繁地区基础设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确保居民人身财产安全。以财政投入为主体，撬动社会资本，放大杠杆效应。可以根据现有条件和现实需要，建立国家、重点地区等多级基金。

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流程。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偏好规避风险的银行信贷资金，这与风险较高的“双碳”项目之间，天然存在矛盾。要化解这一矛盾，需要不断优化绿色金融服务的流程，把一部分银行信贷资金，转化为敢于承担风险的绿色股权投资。具体而言，股权投资机构向银行发行绿色债券，把银行用于发放绿色信贷的资金，转化为绿色股权投资资金，之后股权投资机构再将这些资金投向“双碳”领域。如果投资成功，股权投资机构就用回收的投资本金及红利、股息偿付绿色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若投资失败，就用项目清算后的财产和担保（保险）机构偿付绿色债券的本金及利息。

建设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双碳”服务集聚区。产业集聚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也可以降低消费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集体学习效应等。在这种情况下，建设服务于“双碳”目标的绿色金融服务集聚区很有必要。对于高碳产业高度集中的地区，由于转型任务非常艰巨，可以鼓励其建设转型金融服务集聚区。对于森林草原高度集中的地区，由于碳汇资源非常丰富，可以鼓励其建设碳汇金融服务集聚区。对于阳光、风力、水利资源高度集中的地区，由于新能源产业潜力巨大，可以鼓励其建设零碳金融服务集聚区。为了吸引金融机构进入集聚区，地方财税部门可以提供开办费用补贴和税收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