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岩溶区作为生态脆弱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兼具生态保护和重要碳汇区的战略定位。近年来，我国通过实施一系列石漠化治理专项规划，推动这一区域从生态脆弱区转变为全球“变绿”热点区，“石山披绿”的生态图景逐步落地，为西南生态屏障夯实了绿色底座。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进一步提升石漠化综合治理成效仍面临多重约束：一是生态系统功能恢复不均衡，深度石漠化区修复缓慢；二是政策体系协同不足，在规划目标、资金配置与实施机制上衔接不畅，多头管理、权责交叉等削弱了治理合力；三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相对单一，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生态资源向经济收益转化受限。“治理石头山”向“经营生命山”的转型尚未完成，生态共富能力有待提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石漠化综合治理应尽快实现5个“转向”。

一是从“单一治理”转向“系统治理”。后石漠化时期，治理对象已从裸露山体转向复杂的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需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构建整体性、立体化的生态修复格局。以流域为单元，统筹“节点—廊道—斑块”的空间布局，构建山地固土屏障、水系连通网络、林草复合结构及生物多样性斑块，打造稳定的生态安全格局，并推动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协同配置。同时，在已有自然保护地体系基础上，通过识别“踏脚石”、修复生态廊道、划定关键生态斑块等措施，缓解生态碎片化的局面，为生物迁徙和能量流动提供通道，实现治理理念与体系双重提升。

二是从“机械治理”转向“因地制宜”。针对喀斯特地区地貌破碎、土层浅薄和水文条件复杂等自然特征，传统机械化和统一化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阶段需求。后石漠化时期的治理需转向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基于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和产业条件等要素，科学划分治理类型区，明确不同区域的主导问题与治理重点，实现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既要结合区域差异制定差异化方案，如优选适生树种、优化群落结构、协同工程与生物措施改善立地条件；也要系统整合各地典型经验，形成标准化案例，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从而推动石漠化治理由机械修复向生态重建转型。

三是从“工程驱动”转向“科技支撑”。传统生态工程技术路径的边际效应正逐渐递减，科技创新正在成为石漠化治理的关键支撑。应加快建设石漠化治理一体化数字平台，整合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与统计等多源数据，构建全域覆盖、动态更新的时空数字底座，为精准监测生态变化、识别潜在风险提供支撑。在此基础上，融合岩溶生态系统专业知识图谱，构建面向石漠化治理的AI垂类模型，实现退化区域精准识别、生态短板诊断与修复路径优化，推动治理由经验驱动向科学决策转型。推动石漠化区域数字化与智能化治理，有助于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治理过程透明化、成效可量化和管护常态化。

四是从“外力推动”转向“主体参与”。长期可持续的石漠化治理，需要从国家外力推动转向多元主体参与，通过多主体协同的小型化路径构建长期可持续的治理体系。应以制度创新为抓手，推广生态合作社、生态信托和社区共管等机制，激发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本地居民等多方力量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其核心是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创设绿色岗位等方式，使农民在参与治理中获得持续收益，实现由“要我治理”向“我要治理”的转变。同时，应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培育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真正夯实“生态共富”的社会基础。

五是从“被动修复”转向“复合提升”。后石漠化时期的治理核心在于打造多样化治理模式，并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实现从“被动修复”向“复合提升”转型。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已探索多种有效路径：如“光伏+生态”模式在裸岩区实现清洁发电与植被恢复并重；通过坡地种草养殖推动草畜平衡与土地修复；依托林地发展中药材、食用菌、养蜂等林下经济，促进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协同。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一方面要构建绿色产业链，推动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深度融合，发展生态旅游、特色农产品等多元业态；另一方面要完善生态产品交易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将治理成果转化为可交易、可融资、可运营的生态资产，实现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共赢。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