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环保行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焦虑”：应收账款高企、需求端萎缩、同质化竞争加剧。出路在哪里？

在近日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召开的“环境经济政策与环保产业转型发展战略研讨会”上，记者注意到，“资源化”成为政企学研金各界人士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张波说：“一些大宗废弃物高附加值、规模化的转化利用已经呼之欲出，相应地，污染治理理念、工艺、技术都会发生革命性变化。”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认为：“从废水和固废中提纯回收战略性元素，不仅仅是废料处理，而是一场旨在重构资源自主权的城市开采革命。”

传统环保行业依附于社会运转而存在，有生产消费才会产生污染和治理需求，这意味着行业的增长空间受制于经济活动本身。而资源化打开了另一条路：行业不再只是被动承接处理需求，而是主动从废弃物中提取价值，靠产品在市场上立足。

环保企业：从“城市矿产”到“资源工厂”

“项目签了不少，营收看着亮眼，可真金白银的回款却迟迟不到账。”一位环保行业从业者说。

根据全联环境商会近日发布的《环境产业内参》，截至2026年6月末，A股150家环境上市公司应收账款合计2394.7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0.83亿元，占半年营收的比重仍高达106.01%。

困局之中，从废旧机电设备、电子产品、汽车、家电等废弃物中挖掘“城市矿产”，成为一个被重新审视的方向。要知道，一吨金矿石的含金量通常只有几克，而一吨废旧手机线路板的含金量可达百克级。

含氟废水处理是一个典型例子。随着光伏、芯片、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展，每年产生大量含氟废水。“处理含氟废水，如果只是达标排放，那是很难挣到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俞汉青在研讨会上说。

他举例说，一家依托浙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成立的企业原本主要从事脱氮、除氟等业务，后来将重心转向含氟废水资源化领域。其资源化产品包括卖给半导体等企业的高值产品氢氟酸、主要作为冶金辅料使用的萤石球以及用作建材行业的产品。更关键的一步是，这家企业在江西建厂，将氟化钙污泥转化为电子级氟化氢。“一旦今年满产运营，这将成为整个公司重要的盈利来源。”氟化钙原本是廉价废料，转化为高品位电子级氟化氢后，可直接供给华为、长鑫科技等高科技企业。这类业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回款更及时。

而放在国际大背景下看，这种转变意义远超一家企业的盈利。

曲久辉在研讨会上介绍说，美国能源部拨出近10亿美元专项资金，支持从工业废料和废旧电池中回收稀土、锂等金属原材料；加拿大设立20亿加元关键矿产主权基金，支持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加工及回收利用。

我国的政策体系也在逐步建立完善。2026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再生材料应用推广行动方案》，明确以再生钢铁、再生有色金属、再生塑料、再生纸等再生材料为重点，提升再生材料供给保障能力。根据这一方案，2030年，我国废钢铁、废纸年回收利用量将分别超过3亿吨、80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再生塑料年产量分别超过2500万吨、1950万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纺织、包装等领域再生材料替代使用比例也将稳步提升。

技术突破也在加速。曲久辉介绍，在电池回收领域，“我们希望以超过98%的回收率，同时分离出电池级的锂、钴、镍、锌、锰等”。而在半导体材料方面，“中国已实现4N级，也就是说有了纯度达到99.99%的氯化锂生产线，为高端金属制备铺平了道路。”

不等补贴，自己造血

“你知道垃圾发电转为蒸汽供应收益增长多少倍吗？两到三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理事长（主任委员）张悦算了一笔账：一吨蒸汽的价格，以天然气为燃料需要400多元，以燃煤为燃料也得200多元，而垃圾焚烧厂供给蒸汽的成本仅100多元。“利润空间就在这里，不发电也能赚钱。”

他介绍说，如果蒸汽外送需求不足，还可利用厂区周边数百米的隔离带，以低成本热能培育耗热产业。蒸馏浓缩、脱盐结晶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热能，部分难以淘汰的印染行业同样耗热。“垃圾焚烧厂完全可以变成一个不增加碳排放的低成本热能供应基地。”他说。

从卖电到卖蒸汽，本质是从“靠补贴”转向“靠市场”。有专家把这条路总结成一句话：“治污管温饱，循环找到宝；治污靠政府，循环可自主。”循环经济的产品可以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从“向财政讨钱”到面向市场赚钱。

这种“自我造血”的逻辑，在多个领域得到验证。

上海把湿垃圾转化为绿色甲醇，将环境基础设施从废物处置的终端转变为绿色能源产业链的起点。

广东新湾江生态环境总经理魏彦崇认为，“循环利用、协同处置”这一领域正在经历从“独立建厂达标排放”到“就近协同、以废治废、变废为宝”的逻辑转变。以餐厨垃圾废水协同处置为例，原本需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餐厨垃圾厌氧消化沼液，每月药剂费、电费高昂。而在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渗滤液、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与餐厨垃圾废水可以在同一污水处理系统中混合处理，利用餐厨垃圾废水的高COD来调节渗滤液碳氮比失衡的问题，可以省去两座独立污水处理站，降低土建和运营费用。在这一实践中，只要打通行政审批环节即可实现“企业面降本、污水站提质”的双赢。

光大环境研究院院长赵晨曦介绍说，随着垃圾焚烧发电补贴退坡、城镇垃圾量不足、乡村海岛等偏远地区处置难、排放标准持续提升等挑战叠加，固废行业正加速从末端处置转向全链条系统治理。面对行业变局，光大环境自2024年提出“二次创业”并聚焦科技化、国际化、生态型以来，推进智慧燃烧提质增效、低能耗超低排放技术、飞灰资源化、小型焚烧装备攻关等存量升级举措；大力布局生物天然气、生物质糖制可持续航空燃料、垃圾制炭等资源化增量赛道；同时，积极探索动力电池、退役风机等“新三废”资源化技术，加快大宗固废资源化产学研合作。近2年，公司净利润连续增长，运营服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盈利质量与现金流状况显著改善。

不过，循环再生行业的市场化道路并非坦途。赵晨曦认为，部分资源循环再生品在应用时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产品应用标准和政策鼓励。他建议，健全再生低碳产品核算认证与市场应用标准体系，具体包括：建立碳减排核算方法学和产品碳足迹标准；形成再生产品国家认证目录，政府工程设定最低使用比例；将相关项目纳入CCER方法学覆盖范围、碳普惠体系以及绿色信贷、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工具支持范围。

从实验室到工程：资源化道路如何走通？

资源化这条路虽然方向清晰，实际走起来要迈过多道坎。其中，关键的一道坎是从实验室成果到工程化落地。

研讨会上，俞汉青讲了一个污泥制单原子催化剂的故事。

在环保领域，催化剂常用于降解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而单原子催化剂可以用更少的贵金属达到更高的催化效率。但就现实而言，如果想在环境领域应用单原子催化剂，传统的化学品催化剂过于昂贵。“这时候我们课题组就设想，能不能用污泥来做？最初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认为污泥这么复杂的组分怎么能做催化剂呢？”但试验结果说服了他们，铁是具有催化活性的金属，污泥里还有氮、硫、磷可以作为配位元素，碳、硅、铝可以作为载体，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原料。

“后来我们做了这项研究，把污泥变成了这样的单原子催化剂，它的处理效率非常高。”团队的相关论文发表之后，一家‌全球半导体显示龙头企业“找上门来”。此前，这家企业每年花费不少费用请外部公司处理污泥。此后双方的合作加速了这一成果的转化。

除了加大科技创新外，在走通资源化道路的过程中，专家强调了企业主动“寻源”的作用。专家介绍，某家电企业研发净水器时遇到膜污染问题，从已发表的文章中发现了新的膜检测方法和硅垢去除方法，随后委托相关课题组开展验证性研究。“本来我们跟家电毫无关系，但是这家企业能够从众多论文和专利中间，筛选出他们需要的技术，我们双方就有了合作的机会。”

这些案例揭示了环保企业走通资源化道路的几个关键要素：企业要有“寻源”的能力，能从论文和专利中甄别出真正有价值的技术；高校要有“工程化”的意愿，能接受企业严苛的研发标准；双方还需要一种能够长期绑定的机制，让技术、人才和股权形成闭环。

对于长期依赖政府付费、以工程或服务结算为主的环保企业来说，资源化意味着一次能力重构。这条路能走多宽，除了取决于政策配套能否跟上、资源化产品有没有市场出口之外，企业自身能否完成从盯着政府付费到盯着市场买单的转变，同样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