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2030年）》（以下简称《促进计划》）。这一文件系统谋划了“十五五”时期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和全民行动的顶层设计，标志着美丽中国建设从“提升意识”迈向“促进行动”的新阶段。

美丽中国的建设，需要制度的刚性，也离不开文化的柔性；需要政府的引导，更呼唤每一个人的参与。当绿色低碳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成为一种根植于心的文化自觉和举手投足间的日常选择，美丽中国建设才算真正“落地生根”。

谋篇布局：五大板块擘画全民行动“施工图”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促进计划》立足“十四五”生态环境宣教工作基础，系统谋划“十五五”全民行动体系，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厚植坚实社会基础。

据介绍，《促进计划》采用“总体要求—主要任务—组织实施”的三段式结构，目标清晰、举措务实、便于落地。

总体目标设定到2030年，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全社会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牢固树立，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

围绕这一目标，《促进计划》紧扣“思想引领—文化支撑—教育赋能—社会参与—实践转化”逻辑主线，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全民行动重点任务，涵盖五大板块、15项具体举措。五大板块包括：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促进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同时配套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能力建设、加强评估交流3项保障措施，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促进计划》坚持继承发展、守正创新，具有三大突出特点：

一是强化多主体协同。深化跨部门、跨领域联动协作，统筹各类优质资源，畅通企业、社会力量、广大公众参与渠道，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公众践行”的全域宣教工作格局。二是推动多路径创新。《促进计划》系统总结“十四五”地方创新实践并纳入推广，积极培育“生态文化+产业”“环保设施开放+研学文旅”等新业态，丰富行动载体、拓展实践场景、夯实工作抓手。三是实现多环节贯通。《促进计划》打造“知—信—行—评”全链条工作闭环，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从思想认知走向自觉践行、从个体参与走向体系化推进、从氛围营造走向常态长效。

结合当下传播发展趋势与公众参与新期盼，《促进计划》实现了工作重心的优化升级。相较于“十四五”阶段侧重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促进计划》最大的变化是更加注重引导群众亲身参与、主动践行，推动实现从思想认同转向日常行动、从个体自发参与转向整体统筹推进。

从《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到《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再到《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文件，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蓝虹认为，陆续出台的这些文件实质上是为美丽中国建设的“硬任务”配套建设“软实力”——以生态文学提供精神感召力，以生态文化提供价值凝聚力，以全民行动提供社会动员力，从而为美丽中国建设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共建”奠定社会基础。

因时而动：制度引领下全民行动的时代命题

“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对深化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激发全社会参与内生动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重要内容。

2024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将“开展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列为重点任务之一；202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公众参与、宣传教育、生态文化等内容写入基本规定；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绿色低碳全民行动作出专门部署——这些上位法规和政策要求，构成了《促进计划》出台的制度背景。

在国家顶层设计引领下，全国各地加快将生态文化建设纳入法治轨道。天津市2022年出台《天津市生态文明教育促进条例》，今年根据生态环境法典及时修正，明确将“开展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教育”列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点内容。2025年7月，重庆市通过《重庆市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条例》，成为全国首部以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命名的地方性法规，并配套印发《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实施方案》，形成了“条例+方案”的制度组合拳。江西省在《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中设专章规定“生态文化”，明确将生态文化建设作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创建的重要内容，规定每年8月为全省生态文明宣传月。在专门文件层面，2025年9月，山东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文旅厅、省文联、省作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山东省生态文化建设的工作方案》，聚焦“研究传承、传播推广、转化利用”三大方向，将国家要求转化为具有齐鲁特色的实践路径。地方立法与专门文件的密集出台，标志着生态文化建设正从柔性倡导走向刚性约束，从国家部署走向全域覆盖。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硬约束”体系已基本成形——环保法规日益严密，监管体系日趋完善，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成效突出。但美丽中国建设不能仅靠制度“管”出来，更需要社会成员从内而外的文化自觉和行为自觉。正如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同志就《促进计划》答记者问所指出的，制定实施《促进计划》，是“统筹‘十五五’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布局的顶层设计，也是推动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迭代升级的现实需要”。

关于“人”的重要性，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夏光这样论述：美丽中国的关键在“人”——建设美丽中国的终极指向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具备主观能动性，自然界处于客观受作用地位，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然是人类来适应、呵护和合理利用大自然，而非让自然界迁就人类。面向“十五五”时期，建设美丽中国不仅要塑造人居环境之“美景”，更要厚植人文道义之“美德”。他认为，建设美丽中国是一场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仍然是我们取得斗争胜利的特有优势和不二法宝。

以文化人：繁荣生态文化的地方实践路径

如果说《促进计划》的“谋篇布局”解决的是全民行动的“施工图”问题，那么生态文化建设解决的则是更深层的“内生动力”问题——让绿色行为不仅“有利可图”，更“引以为荣”。

蓝虹认为，生态文化在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功能，不是替代制度，而是让制度获得更加稳定的社会基础。法律法规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做、违反以后承担什么责任；文化则影响人们在法律最低要求之外，愿不愿意主动做得更好。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林震也认为，生态文化体系位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生态文明五大体系之首，是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流文化，具有思想引领、价值塑造、文化浸润、行为养成的功能，有助于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和美丽中国全民行动自觉的实现。

正是基于这一功能定位，《促进计划》将“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列为五大任务之一，提出依托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功能，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在弘扬生态文化的同时，文件还要求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鼓励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行业企业应开尽开，统筹整合志愿服务阵地资源，打造“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等品牌项目。

地方层面的实践探索，正在从多个维度回应着《促进计划》的部署。

在生态文化传播阵地建设方面，地方将科普教育与生态体验深度融合。山东省枣庄市将环保设施开放作为深化政务公开的重要抓手，整合全市7个国家级环保设施开放单位与11个省级环保教育基地资源，打造互联互通的环保设施开放“精品线路”，创新推出“大手拉小手，环保一起走”“寓学于行，知行合一”等特色品牌活动。2025年，全市累计开展线上线下开放活动27次，吸引1800余人参与。河南省安阳市则将开放范围从传统的环境监测、污水处理等四类设施拓展至钢铁、建材等六个行业，2024年至今，累计接待参访公众4500余人次，打造可听、可看、可体验的环保课堂。

在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打造方面，“生态+文旅”融合不断深化。黑龙江省鹤岗市立足“生态边城·清凉界江”核心优势，推出“宝藏小城 生态鹤岗”山水界江避暑休闲精品线路，涵盖梦幻水世界、细鳞河景区、金顶山、龙江三峡等六大核心节点，形成“室内戏水—森林康养—山地登高—科普研学—峡谷游船”的一站式体验，2026年，该线路成功入选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青海省尖扎县以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为龙头，坚持“一园引领、全域融合”，构建“一带五游”产品体系，串珠成线3个AAA级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28个乡村旅游接待点，今年“五一”假期，接待游客16.98万人次，综合收入2708.2万元，同比增长均超过87%。广东省深圳市依托沙头角林场山海林地资源，建设全省首家南粤“红绿径”，巧妙融合生态修复与自然教育，全线6.4公里串联五大核心节点，探索出“红绿径+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的发展新路。

在志愿服务品牌建设方面，“美丽中国，志愿有我”从文件走向行动。河北雄安新区“美丽雄安，‘志’此青绿”白洋淀生态守护项目，在首届“美丽中国，志愿有我”生态环境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脱颖而出。该项目依托新区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整合多支生态环保志愿服务队，吸纳淀边村民、在校师生、企业职工、摄影爱好者等5000余名志愿者，搭建起“护水、护鸟、护绿”三位一体的志愿服务体系。自2023年启动以来，累计巡淀里程超10万公里，年均救助伤病鸟类120余只，助力白洋淀水质稳定保持Ⅲ类，淀区野生鸟类增至296种。

在生态价值转化方面，生态文化建设正推动绿水青山加速转化为金山银山。福建省泰宁县上清溪小流域完成全国首单丹霞地貌生态美学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生态产品经营权以520万元挂牌成交。当地创新引入“游客视觉偏好因子”“生态审美指数”等指标，构建“文旅—水保—生态美学三元耦合核算体系”，让丹霞地貌的生态美学价值有了科学的衡量方式。所得收益专项用于流域管护与村落整治。崇际村300余人从事旅游行业，村民人均纯收入由7000元跃升至2.9万元。浙江省丽水市云和梯田的“三生融合”模式，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又一范本。这片曾因青壮年外流导致核心区抛荒率高达65%的古老梯田，通过“生态修复—生态文化—生态旅游”的融合路径，将抛荒率降至3.3%，入选自然资源部第六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当地以云和梯田国家湿地公园为试点，开展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VEP）核算，结果显示VEP近3.4亿元。依托这一核算成果，云和农商银行创新推出“普惠·VEP贷”，以“客户所在村VEP总价值+客户基本面”为核心授信逻辑，实现“生态越好、额度越高、利率越优”。梅源村村民凭借生态产品价值评估，获得了100万元授信额度，利率低于普通贷款。作为四川省唯一入选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的市州，广元市正加速破题生态价值的量化变现。全市全面建立市县两级GEP核算体系，2022年GEP总值约为当年GDP的2.22倍。全省首笔“GEP生态价值贷”在此落地，打破传统信贷对不动产抵押的依赖；今年4月，发放全市首笔公益林补偿收益权质押贷款，以500亩公益林的补偿收益权获得10万元贷款。据测算，若以全市700万亩公益林补偿收益权作为质押物，可撬动最多16亿元信贷资金注入涉林产业。

从环保设施开放到生态旅游线路，从志愿服务队伍到生态价值转化，地方实践正将《促进计划》的顶层设计转化为百姓可感知、可参与、可受益的现实图景。

落地生根：多元激励机制推动绿色生活成风化俗

《促进计划》明确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各地碳普惠平台的实践，正是这一机制设计的生动注脚。

上海市碳普惠平台上线一年来，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平台累计吸引约45万市民参与，形成超33万吨减排量，已覆盖上海约90%的出行场景。“公众行为—减排量—碳积分—激励权益”的运行机制初步建成，碳积分商城上线一年累计上线100余种权益商品，产生兑换量150万余笔。一位热心市民分享说，他用1000碳积分参加平台抽奖，“虽然没有中奖，但我知道这些积分为国际花卉节开幕式的碳中和做了贡献，也觉得十分开心”。这正是碳普惠设计的精妙之处——个人减排行为通过多层次消纳渠道，最终汇入城市绿色治理的大循环。

南昌市的碳普惠平台将绿色行为融入市民高频生活场景。平台覆盖地铁出行、公交、共享电单车、新能源车充电等7大低碳场景，个人碳账户达91万个，累计核算碳减排量约5960吨。市民吴先生说：“就像看微信运动的每日步数一样，既关注自身健康，也想看看一天下来为城市的‘健康’做了多少贡献。”去年底，南昌与武汉实现碳普惠平台全国首例跨省互联互通，两地市民低碳行为产生的减排积分可双向流转、互通兑换。

西宁市“碳慧城北”碳普惠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8.5万人。平台搭建了23类低碳行为量化体系，形成“减排量生成—核算认证—消纳激励”的完整闭环。有人算了一笔账：“按照目前的平台模型，假如全省有1亿人次的市民参与，一年至少能贡献5%的减碳量。”

碳普惠平台正在把“绿色小事”串成一条条看得见的实惠链条，让低碳真正走进日常生活。

蓝虹指出，碳普惠与绿色金融的底层逻辑高度一致，都是在尝试把绿色行为产生的社会价值，转化为行为主体能够感知到的经济回报。两者本质上共享同一个经济学命题——将生态环境的正外部性“内部化”。绿色行为产生的环境效益具有公共属性，行为主体承担了成本，收益却由全社会共享，这种成本与收益的错配，正是绿色行为供给不足的根源。碳普惠与绿色金融工具恰恰是从不同维度、面向不同主体，试图修复这一错配的。

在她看来，碳普惠运行的关键在于制度配套，要想让碳普惠真正落地并可持续运行，需要在方法学公信力、数据隐私保护、激励可持续供给、多主体协同治理、跨区域互认和数字包容6个维度同步推进制度建设，缺一不可。

“最终目的是让更多微小贡献‘被看见、被承认、被持续’。通过标准化、数字化、平台化降低交易成本，使收益能够公平地回到行动者和保护者手中，小规模绿色行为同样可以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动员效应。”蓝虹说。

谈及《促进计划》的落地实施，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将联合各相关部门统筹推进、协同发力、狠抓落实。具体路径包括：深化政策宣传解读，营造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优势；推动工作落地下沉，指导各地结合区域实际抓好落实，及时总结提炼、推广复制基层典型经验与创新做法。

林震建议，要创新方式方法，优化生态环境新闻宣传，做强生态环境社会宣传，夯实生态文明国民教育，尤其要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加强生态文明学科体系建设，从而全面提升公众生态文明认知水平、科学素养与实践能力。“要把文件语言转化为大众语言，把文件倡导的行动做到家喻户晓，老百姓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企业和社会组织能够自发地参与和承担这些任务，政府部门多做鼓励引导，真正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他说。

从制度的刚性约束到文化的柔性浸润，从政府的主导推动再到全民的自觉行动——《促进计划》勾勒出一条清晰而深远的演进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