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车沿杭州湾大道向北前行，记者来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蓝印时尚小镇。这里是柯桥区内原有的印染纺织企业经整治搬迁后集中集聚的工业园区，在这里，颠覆了记者对印染产业“脏乱差”的认知，厂区整洁有序、道路宽阔、绿树成荫，沿河步道风景如画。

曾经，这里印染企业布局分散、污染问题突出。经过大刀阔斧的专项整治后，如今蓝天重现、河湖澄澈、空气清新。蓝印时尚小镇的崛起，是产业集聚、协同治理、绿色转型的生动实践，通过源头控污推动产业涅槃重生，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赢，为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样本。

核心痛点：园区污染的集中性、复合性与结构性困局

初冬漫步柯桥工业园区，蓝天白云，路面整洁，工业集聚区尽显生态颜值。同行者打趣问记者是否知晓“柯桥味道”，那是昔日园区弥漫的酸腐味，如今已被清新的空气取代，雾霾渐少、环境日优。

柯桥工业园区的蜕变是我国工业园区污染治理的生动例证，彰显了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价值与意义。然而，并非所有工业园区都能如柯桥般实现华丽转身，在全国工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践中，诸多堵点、痛点愈发清晰地显现出来。

首当其冲的是“边界错位”困境，物理边界与管理边界不统一。再看产业布局，园区内往往钢铁、化工、建材、电子、轻工等多行业并存，物质流、能量流网络复杂，污染物排放种类多，治污与减碳措施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减污降碳协同所需精细化数据基础薄弱。加之园区“千园千面”的特质，个性共性兼具，减污降碳协同需要破解园区污染强度高、能耗和碳排放高、治污减排难、风险管控难（简称“两高两难”）系统性难题，成为横亘在协同治理面前的“硬骨头”。

面对这一复杂困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陈吕军精准提炼出工业园区污染的三大核心特征，即集中性、复合性与结构性，为破解难题提供了关键认知锚点。

他表示，工业园区在污染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污染物排放集中，且污染物排放具有复合性与结构性。企业地理聚集导致污染物排放集中，这为统一建设环保基础设施和实施集中监测监管带来了便利，能降低单位治理成本。

“复合性与结构性则是因为园区内多种行业、工艺并存，导致污染物成分复杂、相互影响且污染排放与园区主导产业结构强相关，这又为污染物治理带来了挑战。”陈吕军分析，一是治理技术需要协同匹配，单一技术难以应对；二是必须从产业规划与空间布局源头进行预防，否则末端治理难度大、成本高，易形成风险叠加。

基于这一认知，陈吕军介绍，不同类型园区由于主导产业和生产工艺不同，生态环保核心矛盾与治理重点也有显著差异，需要“分类施策、精准治理”。

他以具体园区类型为例展开说明。化工园区的核心特征是高风险、高毒性，污染物以有毒有害有机物、特征污染物为主，环境风险突出，对泄漏预防、事故应急和地下水防护要求极高。

电子园区的核心特征是特殊污染物与资源回收潜力大，生产过程涉及重金属、酸碱废液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同时废弃产品、边角料中包含贵金属等巨大回收价值资源，治理需与资源化紧密结合。

装备制造园区的核心特征是常规污染与能源消耗大，以喷涂VOCs、焊接烟尘、冷却废水等常规污染物为主，且能耗密集，重点在于提升清洁能源比例、推广绿色制造工艺和常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我国工业园区面临的‘两高两难’问题并非独有，而是全球性工业发展难题。”陈吕军表示，要彻底解决我国的工业污染和工业碳排放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工业园区“两高两难”问题。过往实践早已证明，单纯的末端治理只能“治标”，无法从根源上切断污染与碳排放的源头；孤立的单要素治理则容易顾此失彼，甚至引发新的环境问题，难以实现协同增效。必须坚持源头治理和系统治理，将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根本性战略选择，才能真正突破困局。

技术赋能：构建一体化智慧环境管理平台

产业布局使化工园区污染呈现明显区域性特征，单一园区、单个部门已难以独立治理。部门信息壁垒、区域行政壁垒成为制约治理效能的关键堵点，打破壁垒、推进协同治理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根本出路在于建设‘一体化智慧环境管理平台’。”陈吕军介绍，这一平台不仅需要整合传统环境要素监测数据，更需要按照国家“双碳”目标要求，将企业碳排放、能源消耗等数据全面纳入其中实现“一网统管”，并预留企业数据接口等。通过统一数据标准、打通业务系统，平台能自动关联分析污染物排放与碳排放数据，识别协同治理关键节点，为跨部门联合监管、精准施策与绩效评估提供统一、实时的数据底座，最终从技术层面驱动管理机制从条块分割迈向系统协同。

事实上，智慧化工园区的建设与应用已逐步走向成熟，成为驱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在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优化治理效率效益等方面，其价值愈发凸显。这一先进治理模式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全国各地的化工园区中，早已涌现出诸多生动的实践。

例如，兰州新区化工园区智慧管控中心大屏上滚动播放着园区内各个企业厂区的实时画面，各企业的“三废”数据和运行情况一目了然。化工园区管委会智慧管理中心负责人说：“过去安全管理依赖人力巡查，如今通过智慧管理平台可以实时捕捉风险。”

兰州新区化工园区以全域视频监控为基础，整合物联网、在线监测、边缘计算、集群AI识别等先进技术，对重点场所、重大危险源等关键部位实施全方位、不间断的智能监管。40平方公里的园区被“装进”智慧平台，实现了可视化智能监控与业务管理的深度融合，让智慧治理的效能得到充分释放。

多地的实践充分表明，一体化智慧环境管理平台正是破解化工园区区域性污染治理难题、破除部门与区域壁垒、推动治理模式由条块分割迈向系统协同的有效途径。未来，随着智慧技术的持续迭代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智慧化工园区必将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守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柱，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共进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区域协同：建立“制度先行、平台支撑、利益共享”机制

《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指引》（以下简称《指引》）提出，加强园区间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推动区域环境质量协同改善。各地应如何构建有效的区域协作机制？陈吕军给出了清晰的解题思路。

“要保障区域内园区间联防联控的顺畅运行，需要建立‘制度先行、平台支撑、利益共享’的机制。”他进一步解释，在制度层面，需要通过统一环境标准、成立高层协调机构并签订约束性协议破除行政壁垒，奠定协作基础。在平台层面，关键在于建设区域一体化的智慧管理平台，整合与联通各园区环境与碳排放数据，实现对污染协同预警、应急联动与信息统一发布。在利益层面，需要设计激励相容的机制，包括跨区域生态补偿、基础设施成本共担、发展权益共享以及联合奖惩与市场交易，从而凝聚行动共识，驱动各方从各自为政向共治共享转变。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以下简称示范区），正是区域联防联控的实践典范。陈吕军介绍，示范区建立了跨省域的统一环境标准体系，实施了联合河长制进行跨界水体共保，并建设了一体化智慧监测平台，实现数据共享与监管协同，为全国区域联防联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在制度协同上，示范区率先打破行政壁垒，构建了“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统一执法、统一环评”的“五统一”环境治理体系。三地共同制定并实施了涵盖大气、水、土壤等领域的统一环境标准，比如对化工、纺织等重点行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进行统一规范，彻底解决了“上游排污、下游治污”的不公平问题；成立了示范区生态环境局这一跨区域协调机构，统筹负责区域内的环境治理工作，避免了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弊端；同时，三地签订了《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合作协议》，明确了跨界污染处置流程、信息共享责任等关键内容，让协作有了刚性约束。

在跨界治理上，示范区以跨界水体共保为突破口，创新推行联合河长制。针对淀山湖、太浦河等跨区域重要水体，三地打破行政边界，由党政领导共同担任河长，定期开展联合巡河、联合监测、联合执法行动。例如，在太浦河治理中，三地不仅统一了水质监测断面与监测标准，还建立了水质异常预警响应机制，一旦某一断面水质出现波动，联合河长办公室可立即启动联动排查，快速锁定污染源并督促整改。通过联合河长制，示范区内跨界水体的水质持续改善，淀山湖水质稳定达到Ⅲ类，太浦河成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优质饮用水水源地。

在智慧赋能上，示范区打造了一体化生态环境智慧监测监控平台，堪称区域协作的“智慧大脑”。这一平台整合了三地1000多个监测点位的数据资源，实现了大气、水、土壤、噪声等多要素环境数据实时互联互通。平台不仅具备精准监测功能，还搭载了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预警模块。例如，通过分析大气污染物传输路径可精准预判污染扩散范围，提前通知相关区域做好防控准备；在汛期，平台可整合水文、气象、水质数据，对跨界水体污染风险进行预判预警。更重要的是，平台向三地环保执法人员开放权限，实现“一次监测、数据共享、联合执法”，大幅提升监管效率。比如，曾有一家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企业偷排污水，污水顺着河道流向上海市青浦区，两地执法人员通过平台共享监测数据锁定排污证据，仅用24小时就完成了联合调查与处置，彰显了协同治理的高效。

在利益协调上，示范区探索建立了多元化的利益共享与成本共担机制。例如，在淀山湖生态保护中，上海市青浦区作为生态保护核心区牺牲了部分产业发展空间，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则通过生态补偿资金、产业协作等方式给予补偿；三地共同出资建设了环境监测中心、固废协同处置中心等共享基础设施，按受益比例分摊运营成本；同时，三地还联合打造了绿色产业园区，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等绿色产业集聚发展，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政企协同：探索多元合作路径，激活治理内生动力

《指引》提出，“健全企业环境治理责任体系，推动形成企业为主、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治理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跳出政府主导、企业被动的传统模式，探索多元可持续的政企合作路径，成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课题。

陈吕军表示，成功的政企合作需要通过清晰的绩效契约、透明的数据纽带、专业的市场服务、创新的金融杠杆以及开放的社会协同等多元路径协同推进，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角色向“规则制定者、服务提供者与资源链接者”转变，推动企业从“被动合规”走向“主动治理与创新”，最终形成政府理性引导、企业主动担当、社会有效参与的多利益方共同参与的可持续治理生态。

理论方向清晰明确，实践落地更需精准发力。在陈吕军看来，具体可从3条核心路径扎实推进，让政企合作从理念转化为实效。

一是推行绩效契约管理，在项目准入时签订入园承诺书，明确减排目标并配套奖惩机制。

二是打通企业与政府的数据通道，政府可整合企业实时排放、能耗与碳数据，实现政府精准监管与企业能效优化双赢，并在可控范围内向社会开放数据，接受监督。

三是创新市场化服务与绿色金融，通过购买第三方专业服务降低中小企业治污成本，设立绿色转型基金等模式，让环保信用转化为融资优惠。

园区探索多元化政企合作路径核心是抓住“角色转变”与“多元协同”两个关键，通过绩效契约、数据纽带、市场服务、绿色金融、社会协同多维度发力，既能让政府监管更精准、服务更高效，也能充分激发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企业从“要我治理”变为“我要治理”。

最终，在政企社三方的良性互动中构建起权责清晰、协同高效、可持续的园区环境治理生态，为落实“企业为主、政府监管、社会监督”的治理格局提供坚实实践支撑。

他山之石：国际园区协同治理经验借鉴

作为产业集聚的核心载体，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水平不仅直接决定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质量，更对全球生态环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陈吕军说：“国外工业园区发展历程远早于我国，他们在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演进中不仅经历了产业升级与经济周期的考验，更在应对资源环境约束、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持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协同治理经验。”

从典型案例来看，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是产业共生的标杆，通过构建企业间副产物闭环交换网络将一家企业废弃物转化为另一家企业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其关键在于规划阶段植入共生理念，从源头破解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

德国鲁尔工业区则以区域转型的成功实践诠释了多元共治与系统推进的治理逻辑。其曾是污染重灾区，通过3层级机制实现成功转型：建立多层级协调机构统一规划与标准；设立绿色发展基金提供资金保障；强化公众参与形成多元共治生态，最终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绿色发展双赢。

陈吕军告诉记者，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园区协同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成功依赖于前瞻性规划、创新技术集成、成熟市场机制与多元共治模式的有机结合。立足我国工业园区污染集中性、复合性与结构性的核心特征，这些国际经验需要结合本土实际转化落地。在理念层面，需首先推动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将环保要求系统融入规划、产业准入与基础设施设计，这与我国当前规划引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政策导向高度契合。在治理的核心层面，深化工业共生与循环经济，借鉴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经验，通过企业间副产物交换实现资源循环与污染物减排。在技术层面，推广绿色工艺与共享基础设施（或“绿岛”模式），这种集中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实现治理的规模效应和稳定达标，还能降低小微企业的治污成本，是“污染集中”背景下实现高效治理的关键。在制度保障层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企业主体”的治理体系，结合法规约束与经济激励，同时推动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及生产者责任延伸，形成持续改进的内生动力。

“结合《指引》，未来1—3年我国工业园区应该重点关注3个方面。”陈吕军提醒，一是将生态环境质量目标与约束前置性地纳入园区的产业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二是推动污染物排放、碳排放、能耗、水耗等管理数据的贯通，探索建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综合性绩效评估与配额管理试点；三是在更多园区推广“产业共生”“环保管家”和“智慧平台”，将协同治理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管的日常工作模式，真正对现存工业园区开展绿色低碳设计，建设生态工业园区。

采访接近尾声，陈吕军谈及我国工业园区生态环保治理时充满信心地表示：“通过20年的持续研究与实践，我国已经破解了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的关键技术难题，可以有效支撑国家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为全球工业减污降碳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