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以下简称《标准》）及两项配套技术规范，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入更高质量、更严要求的新阶段。对于公众而言，如何理解修订的主要内容将对健康带来的影响？以及随着《标准》对AQI技术规定做出的调整，对公众在污染天气采取防护措施，又带来了哪些实际的指导作用？对此，中环报记者专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

中国环境报：《标准》中提到的PM_2.5“一级限值”和“二级限值”，这两个概念分别代表什么？普通公众该如何理解它们的区别？

马军：在新修订的《标准》中，“一级限值”“二级限值”是针对不同环境功能区设置的两类浓度标准。

普通公众可以这样理解两者的区别：一级限值对应的是“高保护级别”的区域，主要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在这些区域，PM_2.5年均浓度的限值为10微克/立方米。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背景下稳定接近“纯净空气”的标准，旨在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保障自然公园带来美好体验，满足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健康的需求。

二级限值则对应公众日常生活的主要区域，包括居住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文化区、工业区和农村地区。本次修订将二级限值的年均浓度设定为25微克/立方米，对于绝大多数城镇居民来说，这个限值更加相关，因为它就是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的“合格线”。简单来说，一级限值是我们给“大自然”“极净区”定的空气质量标尺，而二级限值是新阶段为“生活工作区”划出的健康基准线。

中国环境报：这次修订将PM_2.5年均浓度二级限值从35微克/立方米收紧到25微克/立方米，日均限值从75微克/立方米收紧到50微克/立方米。在您看来，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加严标准？

马军：加严标准的节点选择，综合考虑了公众健康福祉保护需要、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导向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

首先是健康保障的迫切需求。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对PM_2.5暴露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世界卫生组织据此在2021年已大幅加严了空气质量指南值。为了进一步降低人群健康风险，我国及时收紧限值。

其次是支撑美丽中国目标的需要。我国已提出到2035年美丽中国基本建成的目标，而目前全国多数城市已经能够达到现行标准，但仍有约六成城市无法达到25微克/立方米的标准，若不及时修订标准，将难以通过标准引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最后是基于治理阶段的必然。自2013年以来，我国PM_2.5浓度已大幅下降，2012版的标准相对国际趋势已显著偏宽，同时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公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在“十五五”规划即将开启之际发布新标，能够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中国环境报：新标准对AQI技术规定也做了调整，细化了不同污染物的敏感人群分类。在您看来，这对公众在污染天气采取防护措施，能带来哪些实际的指导作用？

马军：同步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向着实现从“环境监测数据发布”向“健康风险精准提示”的跃升迈出了重要一步，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在于细化了污染物对不同敏感人群的分级影响和建议措施。

这种细化很有必要，以往公众可能只知道AQI指数超标 “空气质量差”，但不知道对自己的健康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具体污染物超标时，应该特别关注哪些。新的技术规定通过明确不同污染物（如PM_2.5、臭氧、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等）对应的敏感人群（如患有哮喘、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肺疾病的人群、青少年儿童以及老年人等），使得预警信息更加精准，可以提示特定人群采取措施。

建议后续进一步明确特定人群需要采取的措施，比如哪些人群需要相应减少户外体育课，避免剧烈户外运动，佩戴专业防护口罩，或者是尽量留在室内及开启净化装置等，让公众能够“对号入座”，让特定人群的自我防护措施更科学、更有效。

中国环境报：2025年我国仍有约六成城市PM_2.5年均浓度高于25微克/立方米。从您掌握的蔚蓝地图数据来看，这些城市要实现新标准目标，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马军：最大难点在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压力高度集中，而传统末端治理措施减排的边际效益显著递减。

首先是大气污染压力高度集中，需要重点区域形成协同减排。在京津冀及周边、苏鲁豫皖、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能源结构偏煤、产业结构偏重、交通运输依赖柴油重卡，虽经大规模治理，但排放规模仍超过环境容量。同时因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区域传输特性，区域城市极易受到污染传输的复合影响。即使单个城市加大减排力度，若周边地区缺乏协同，受气象条件和污染输送影响，依然难以独立达标。

其次是减排空间收窄，治理进入“深水区”。大气污染治理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历经十三年治理，多数投入小、见效快的措施都已完成。部分重点排污行业已经开展投资巨大的超低排放改造。高排放行业末端治理的减排空间显著收窄，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技术难度高、资金投入大。

与此同时，一些前期快速推广的减排措施，比如“煤改气”“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措施，以及秸秆禁烧、烟花禁燃等措施，也面临着如何与民生和生产需要相协调以避免污染反弹的压力。而部分耗能产业向能源富集的西部内陆地区转移，也带来污染“西移”的潜在风险。

特别关键的挑战，是污染减排如何与深度脱碳协同。当全国城市PM_2.5年均浓度从68微克/立方米下降到30微克以下的区间后，每下降1微克，甚至0.1微克，常常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成本。在社会经济继续较快发展、维持完整工业体系的条件下，达成空气质量新标，需要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和城乡建设的根本转变。这不仅是环境治理的考验，更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挑战。

中国环境报：《标准》预计可在2026—2035年间实现二氧化碳协同减排超70亿吨。您长期关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这种“协同效益”如何理解？对实现“双碳”目标有何推动？

马军：《标准》提到的“协同效益”，是指在治理大气污染物（如PM_2.5、二氧化硫等）的同时，能够产生显著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减排效果。

这种逻辑在于，PM_2.5及其前体物与二氧化碳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主要都来自化石能源的燃烧和工业过程。当我们为了空气质量达标而加速新能源建设、关停落后产能、提升工业能效、推进循环经济、推广新能源汽车等措施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随之下降。

据初步估算，上述措施在未来十年可以带来70亿吨碳排放协同减排量。这种“减污”与“降碳”的紧密耦合，将确保我国在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坚定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环境效益与气候效益的双赢。

中国环境报：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标准》发布后，我们能做些什么？

马军：《标准》的落实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需要社会全员的参与。

对于普通公众而言，首先是关注空气数据，提升科学防护意识。公众应尽快熟悉新的AQI标准，学会看懂新的AQI指数，特别是敏感人群要关注数据相关分类，在污染天气不仅保护好自己，也引导身边的老人和儿童进行科学防护，让空气质量标准的升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

其次是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助力推动生活源减排。公众可以通过选择公共交通、选购新能源汽车、参与垃圾分类和回收再利用、节能节电等微小行动，直接减少污染排放，助力空气质量达标。

最后，公众还可以通过监督举报和绿色选择，推动企业减排。公众可以利用蔚蓝地图等数字化工具，实时关注身边的空气质量和企业排放，利用“微举报”等功能促进企业履行治污责任；作为消费者还可以通过绿色选择做出表达，倒逼企业绿色低碳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