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技术路线到格局重构，从份额竞逐到盈利突围，从对核心原材料资源的掌控到规范回收利用体系，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的角逐与博弈在持续升级。其中，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座挑战与机会交织的“烫手金矿”备受关注。

据国际清洁运输委员会预测，2030年，全球电动汽车产生的废旧电池将达到120万块，204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增长到1400万块。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管理，已成为全球共识。

对于出口与内销两旺的中国电动汽车而言，动力电池合规、畅通、高效的回收利用，不仅成为牵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重要神经，更是决定和衡量整个产业链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对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而言，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步伐加快，化解和破除来自全球市场竞争的合规挑战和重重壁垒不容忽视。

2023年8月，欧盟实施了《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即《新电池法》），适用范围覆盖欧盟市场内所有电池类型（除军事、航天等特种用途外），包括便携式电池、汽车启动电池、轻型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电池及工业电池。该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对欧盟出口的动力电池产品，以及装载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都需满足该法规相关要求。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海外市场的废旧电池回收与再利用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等新规对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的合规体系与国际竞争力带来深远影响。同时，海外退役电池回收壁垒、再生资源进口不畅等问题也对企业合规运营提出挑战。我国需要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同时，加快完善回收管理体制，探索多方协同的解决路径。”车百会副理事长刘小诗说。

“近年来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电池领域的立法情况，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确实造成一定影响，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专家王攀说，“一是碳足迹壁垒，明确动力电池碳足迹管理要求，并要建立碳足迹等级与限值管理；二是回收利用壁垒，对动力电池及其关键材料（钴、铜、铅、锂、镍等）回收率提出要求，并规定原材料中循环材料使用最低比例，同时提出‘电池护照’，开展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三是供应链风险壁垒，要求电池企业识别其供应链企业的环境、社会与治理（ESG）风险。”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研究部主任、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副主任杨秀认为，欧盟实施的《新电池法》不仅涉及电池制造商和出口商，还延伸至原材料供应商、电动汽车与储能系统集成商及回收企业，对碳足迹核算提出严格要求，现阶段看，给我国企业带来显著的合规成本与技术壁垒。对比欧盟与我国产品碳足迹核算管理的差距，杨秀表示，欧盟的产品碳足迹核算覆盖从原料开采、产品生产到报废回收的全生命周期，而我国目前主要采用工厂法进行统计，仅涵盖碳足迹核算范围的部分环节。虽然我国已在政策层面将产品碳核算纳入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但在碳足迹标准体系方面，当前仍以团标为主，标准之间不协调，政府部门牵头制定的相关标准较少。在碳足迹因子方面，存在数据相对老旧，尚未形成官方统一的碳足迹数据库，数据标准与国际接轨不足，全生命周期数据完整性不足等问题。

企业在动力电池回收的全球化布局过程中，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重重壁垒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在此前车百会研究院与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联合举办的“电池回收产业的合规挑战与协同路径”研讨会现场，比亚迪电池京津冀（省）总经理张四海坦言，企业在动力电池回收的国际化布局上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政策和标准壁垒突出，比如不同国家对黑粉等材料的管理要求存在较大差异；二是产能供需不匹配，比如在欧美等地区，现有回收能力不能满足电池退役量的增长需求，缺口较大；三是国际回收逆向渠道尚未打通。”他说。

那么，摆在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面前的合规挑战和“绿色壁垒”该如何破？

杨秀建议，未来在全球绿色贸易竞争中，中国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引领，需要加快行业、产品排放因子数据库的整合，推动数据库系统性建设，增强数据库的权威性；加快推动能源体系绿色低碳转型，增强产品的低碳竞争力；支持有关企业建立覆盖“原材料—生产—回收”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系统；推动第三方核查机构和认证机构的国际互认，并扶持国际认可的国内机构；增强核算方法和基础数据的中欧互认，争取标准话语权。

“应对合规挑战、打破竞争壁垒，需要在行业企业的协同下，完善再生资源进口机制，构建跨境回收体系，同时推动相关标准和数据互通互认。”张四海说。

上汽集团创新研发总院电池项目管理经理杨聪娇表示，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构建闭环体系是必要方向。应由政府在政策、标准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企业积极参与配合，共同形成良性有序的市场竞争格局。这样既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体系完善，也能在国际舞台上增强我国的产业话语权。

事实上，在打破全球“绿色壁垒”的过程中，日渐完善的“中国策”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的研制到构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近年来，我国政府主管部门与行管机构、企业联动开展了多项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中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规范、高效发展，从容参与全球化竞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新电池法》提出建立“电池护照”，开展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的要求。对欧盟出口的动力电池产品，以及装载动力电池的新能源汽车产品，都需满足该法规相关要求。据了解，我国是全球第一个实际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的国家。至今，溯源管理已经实施近8年，《管理办法》又进一步强调建立全国统一的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经过多年的实践，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等基本上将溯源管理要求贯穿于生产销售、维修、回收等过程，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动力电池编码、追溯及信息上传等工作制度。这也为进一步推进我国与全球各国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相关标准、数据的互通互认奠定了基础。

“目前，我国也在研究动力电池数字身份证管理制度，以动力电池编码为信息载体，关联动力电池生产、装车销售、换电、维修更换、车辆报废、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等环节信息，为每一个动力电池包生成惟一、动态的数字身份证，支撑动力电池全链条监督管理。未来，还将根据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的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的范围及具体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密切关注欧盟‘电池护照’制度的进展和变化，积极探讨电池数字身份管理领域的互信、互通、互认，为中国动力电池及新能源汽车‘出海’及海外布局提供更多支撑。”王攀说。

在全球化竞争中应对合规挑战、打破各种壁垒 是一场久久为功的“马拉松”。虽然在应对国外法规要求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但从总体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企业认知程度不够、本土化数据基础薄弱、碳足迹认证受制于人等问题，有待政府、行业机构与企业协同合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