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里有个库兹涅茨曲线，说的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经济发展初期，污染加剧、环境质量恶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拐点才出现。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实现了‘拐点’跨越，经济增量、能源消费量、机动车保有量、城镇化率都在往上走，空气质量却实现了根本性改善。”亚洲清洁空气中心（CAA）中国区总监万薇日前在第12届更好的空气质量大会（BAQ大会）举行期间接受中国环境报专访时表示，“这打破了传统认知，给所有处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一个实实在在的鼓励：发展经济与清洁空气可以双赢。”

正是这种双赢的实现，让中国经验在东南亚、南亚等仍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地区产生了强烈的“标杆效应”。而如何把这种标杆转化为可参考、可操作、可落地的治理路径，万薇和CAA团队在过去多年里，正努力交出一份越来越具体的答卷。

政府引领，中国治气的核心制度优势

万薇将中国经验的价值概括为两个关键词：快速与双赢。二者体现在数据上。2013年至2025年，中国在经济持续增长、能源消费总量上升、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的同时，全国整体PM_2.5、PM₁₀、SO₂、NO₂、CO的年均浓度均下降50%以上。以北京为例，PM_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7.0微克/立方米，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称为“北京奇迹”。

在总结中国大气治理体系时，万薇用了12个字概括：政府引领、科技支撑和多方参与。其中，“政府引领”是亚洲其他国家关注度较高，也较难复制的一条。

“对我们来说，中国政府非常有决心和意愿来引领空气质量改善，政府强力推动是‘常规操作’。但在很多亚洲国家却并非如此。”万薇举了一个例子：泰国曼谷市政府一直想采取更严格的空气治理措施，因为地方政府不能越过国家标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行动。直到近一年多，曼谷才开始推动建立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协调机制。

“而在中国，2013年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就建立了重点区域联防联控机制，‘2+26’（即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的2个直辖市和26个地级市）城市协同治理，包括标准同步、联合执法等具体措施——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决心和制度设计，是他们想学，也比较难学的。”万薇告诉记者。

但“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越南在2025年出台了大气环境质量管理的国家五年行动计划，其中为河内和胡志明市设置了具体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这一模式与中国的“大气十条”高度相似。为了推动空气质量改善，泰国将曼谷与四个省份划定为“污染控制区”，这些都能看到中国经验的影子。在管理经验之外，科技支撑完全是可以共通的，包括更完善的监测网络、排放清单和污染来源解析技术等，例如雅加达政府推动构建了连续监测站与传感器互补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

“不是照搬具体措施和技术，但能看出，在治理思路和管理模式上一定程度参考了中国的实践经验。”万薇认为，这正是通过区域交流推动互学互鉴的意义所在：让其他国家看到一条可行的科学治理路径，再根据自身国情“翻译”成自己的范式。

落地生根，从参访交流到政策转化

传递中国先进治理经验，这是CAA近年来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2024年11月，CAA与合作方共同邀请组织了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蒙古五国的环境相关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代表访问北京，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机动车排污监控中心交流和学习。万薇回忆，有印尼来访者很快提出：“我们能不能也学习北京的做法，完善监测网络，用传感器辅助监管？”

2025年4月，中越联合声明也明确提出加强在环境污染治理，特别是城市空气污染治理领域的交流合作，声明发布不到十天，CAA便组织中国专家团前往河内开展空气质量管理主题的能力建设和培训活动。同年，越南出台了国家五年行动计划——这是越南首次为河内和胡志明市设置具体的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可以说，中国经验的传递起到了积极作用。很多参加过我们区域交流活动的越南代表都反馈，中国在空气质量改善方面的行动经验十分值得学习，并期待在清洁空气领域持续开展交流互动、探索更多合作机会。”万薇说。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样体现在曼谷。2025年2月，北京与曼谷签署空气质量监测与管理合作谅解备忘录后，曼谷市政府环境局副局长一行于同年9月前往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进行了交流。今年BAQ大会期间，北京市局代表也来到曼谷参会并介绍经验，与曼谷代表探讨进一步的合作方向。“这意味着区域交流不是停留在‘泛泛参访’，而是升级到了深度了解彼此治理难点堵点，并通过合作促进大气治理的重要一步。”万薇表示。

升级之路，从讲故事到共享方案

讲好中国蓝天故事——过去多年来，CAA长期重视区域交流在空气质量改善中的关键作用，并通过分享研究成果、推进知识交流、开展能力建设等方式，开展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接下来，万薇的设想更加务实：把中国大气治理的科学解决方案“送出去”。

“移动源治理是几乎所有亚洲大城市的痛点。”万薇给出一个数据：曼谷的移动源污染贡献率高达70%，北京等中国大城市也面临类似问题。但目前，北京已成功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与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的脱钩。“中国有一个独特的优势——电动车产业全球领先。随着交通领域电动化不断深入，中国城市的移动源污染有望迎来重大转机。而这些技术和产业经验，恰恰是曼谷、雅加达、河内最需要的。”

未来，CAA将继续积极促进亚洲国家和城市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推动中国成熟的科研成果、技术方案和最佳实践案例“走出去”。“过去我们分享的多是‘怎么管’——比如怎么制定排放标准、怎么构建监测网络等。未来我们还要更多地分享‘怎么治’——比如用什么技术、什么设备、什么模式，真正帮他们推动大气污染物排放下降。”万薇举例，BAQ期间，CAA与合作方共同主办的“亚洲区域交流：城市清洁空气行动最佳实践分享”专题分论坛，邀请了中国城市代表介绍京津冀与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联防联控、北京市“三监”联动、上海市工业源VOCs精细化治理以及重型柴油车排放智慧监管等行动实践，并与多个亚洲城市的代表们展开面对面交流。曼谷、河内、雅加达等多地代表，纷纷表达了希望在清洁空气领域与中国深化交流、推进合作的意愿。

与此同时，区域交流的网络也在升级。从“多国多城”的专业交流，转向“一国一城”的深度结对；从短期的访问培训，延伸到联合研究、项目合作、技术推广等长期纵深。“我们不希望交流止步于意愿和共识，而是要产生真实的减排效果。”万薇说。

从“北京奇迹”“中国蓝”到“亚洲蓝”，中国经验正在经历从本土实践到区域共享的转变。而越来越多像CAA这样的团队，正在成为这座桥梁上务实的铺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