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为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设定标准、明确路径、锚定方向。

行业认为，国家级零碳工厂是继零碳园区后，我国落实“双碳”目标的又一关键抓手，更是企业重构能源、工艺、供应链与碳数据的竞争力工程，也将成为出口企业对冲碳关税、参与全球供应链博弈的现实工具。

零碳工厂与零碳园区建设有何内在关联？企业推进零碳工厂建设时面临哪些挑战？又该如何因地制宜、精准推进零碳工厂建设？本报记者围绕有关问题专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碳双控中心区域双控认证部主任张昕。

中国环境报：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通知》并同步发布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您认为，零碳工厂是什么样的？零碳工厂和零碳园区的建设有何内在关联？

张昕：工业和信息化部在《通知》中给出了清晰界定：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深度减排”，强调通过减排措施进行碳减排的建设过程；二是“持续趋零”，强调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应减尽减”并持续改进。评估指标体系里把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作为核心指标，这说明一个成熟的零碳工厂应具备“低碳能源、极致能效、深度工艺减排、可信碳数据和持续改善”等特征，是工业结构的一次大变革。

零碳工厂和零碳园区的底层逻辑是一致的，都是先提高能源资源效率，再优化能源结构，最后对少量难以消除的排放采用碳清除或合规抵销等措施。但两者的治理尺度不同。工厂更像一个可被精细计量的生产单元，重点是生产工艺、设备、能源结构和产品供应链；园区则是空间型、系统型治理单元，是多个企业、能源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构成的系统，重点是能源供给侧重构、产业结构优化、企业间物质和能量协同、共享储能与公共设施。可以说，零碳工厂与零碳园区是“以园带厂、以厂促园”的关系，“零碳工厂”做内部能效和工艺减排，园区再通过基础设施和产业协同把系统的减排潜力释放出来，共同构成我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标杆体系。

中国环境报：申报条件中，要求企业已入选国家级绿色工厂名单，这是否意味着零碳工厂是绿色工厂的“升级版”？两者在建设理念和考核重心上有何区别？

张昕：从政策培育链条看，可以把零碳工厂理解为绿色工厂在碳维度方面的进阶版，绿色工厂是基础，零碳工厂是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脱碳。

首先，把“入选国家绿色工厂名单”作为前置条件，体现了政策设计的务实考虑：绿色工厂经过多年培育，在用地集约、原料无害、生产清洁、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方面打下了扎实基础，碳管理基础相对较好；在既有基础上开展零碳工厂建设，可以避免标准重复、降低企业负担。

目前，已累计培育8000余家国家级绿色工厂，为第一批零碳工厂提供了充足的“蓄水池”。

其次，两者考核重心明显不同。绿色工厂属于绿色制造的基础单元，追求的是用地、原料、生产、产品、能源等全要素的绿色化水平，评价方式是“打分制”，并实行动态分级管理；零碳工厂则聚焦二氧化碳减排这一条主线，把单位能耗碳排放、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作为刚性核心指标。

打个比方，如果说绿色工厂是要求汽车把百公里油耗降到先进水平，零碳工厂则是要求逐步切换动力系统、实现结构性的变革，前者看“做得好不好”，后者看“转得彻不彻底”。对企业而言，“先绿后零”是一条符合规律的进阶路径。

中国环境报：《通知》设定了核心指标，要求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物理认定量占比基本要求不低于10%（算力设施不设定基本要求），目标要求不低于35%（算力设施不设定基本要求），业界普遍认为，标准设定严苛，您认为其严苛性体现在哪里？对企业来说，购买绿证不算数的话该如何缓解“绿电焦虑”？

张昕：这一指标的严苛性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物理认定量仅包括自发自用、绿电直连、工业绿色微电网、源网荷储一体化等具备物理可溯源条件的绿电消费，明确排除了绿证交易认定量、电能量交易认定量和省内分摊量，堵住了靠“买证”实现纸面达标的路径，有效杜绝“纸面碳中和”。第二，技术和管理门槛高。物理认定要求绿电从发电端到用电端全链路可计量、可溯源，企业需要配套建设或改造配电网、计量装置，并具备一定的储能协同和调度能力。第三，与总量指标形成双重约束。企业既要实现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95%的目标，又要让物理认定量占比达到35%，两者互为补充。

需要澄清一个点：“购买绿证不算数”只针对“物理认定量占比”这一项，并不意味着绿证在整个零碳工厂评价中完全无效。按照指标说明，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可以计入符合条件的绿证交易认定量，但原则上不超过统计期内用户下网电量的50%，且应使用已核销绿证，绿证对应电量生产时间与购买时间原则上属于同一年度。也就是说，国家级体系有意设置了两道门槛：一方面允许绿证帮助证明非化石能源消费，另一方面又要求至少一部分绿电必须“物理可追溯”；对企业而言，绿证是补充手段而非替代手段，不能用购买行为替代实实在在的用能结构转型。

对企业而言，缓解“绿电焦虑”的优先级应当是：先降负荷，再扩物理绿电。首先，从需求侧入手，通过高效设备、数字化排产、需求响应降低总用电量，从而降低35%物理绿电目标的绝对电量压力。其次，把厂房屋顶、车棚、停车场等空间用足，发展分布式光伏并配套用户侧储能，提高自发自用率。再次，土地空间受限时，可依托周边区域统筹开发新能源，通过绿电直连、新能源就近接入增量配电网、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模式，把外部绿电“物理接进来”，并与新能源企业签订可溯源的长期绿电交易协议。最后积极借助工业园区统筹建设的绿电直供和储能设施，多家企业“组团”共享通道、摊薄成本，这也是零碳园区与零碳工厂协同发力的价值所在。

中国环境报：零碳工厂采用统一核心指标体系，不同行业、不同基础条件的工厂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时会面临哪些普适性与行业性的难题？

张昕：统一指标体系的设计逻辑是“目标统一、路径自选”。

普适性难题主要有四类：一是企业碳排放核算、碳足迹数据、碳计量基础薄弱；二是低碳技改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中小企业资金压力明显；三是物理绿电获取能力普遍不足，尤其在风光资源禀赋一般的地区，需要储能、柔性负荷和能源系统协同；四是供应链碳排放远超厂内排放的行业，仅做厂内改造无法形成低碳产品竞争力。

分行业看，关注点各有侧重。

对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企业，一方面，自身属于“新三样”，出口直面欧盟碳足迹等国际绿色贸易规则，推进零碳建设的紧迫性最强；另一方面，其制造环节（如硅料、拉棒切片、组件、整机等）仍是高耗电环节，但企业多处于风光资源较好地区，又具备“自建绿电＋直连”的先天优势，应当把这一优势用足。因此，这类企业的重点是“以绿制绿”，零碳建设要从厂内节能进一步延伸到绿色采购和供应链协同。

对钢铁等传统高耗能行业，最大的特点是“电耗只是其中一块”。焦炭还原、石灰石分解等工艺过程排放占比高，单纯依靠绿电替代无法实现近零排放。短中期应推进极致能效、余热余压利用、提高废钢比和电炉钢比例、优化能源系统；中长期要依靠氢基直接还原—电炉、低碳冶金工艺、绿电以及CCUS等深度技术路线。

统一核心指标的价值在于给出了共同方向，但建设方案不能“千厂一面”。企业真正需要做的是按行业碳排放结构拆解：电力型行业重点解决绿电与效率，燃料型行业重点解决电气化和燃料替代，过程排放型行业重点解决工艺革新和碳清除，供应链占比较高的装备制造业则要把更多精力放在产品碳足迹和协同降碳上。

中国环境报：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企业应该如何做？

张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评估指标体系由核心指标和引导指标两部分构成：三项核心指标是刚性约束，回答“建成什么样”；引导指标涵盖过程脱碳、协同降碳、智能控碳、碳抵销、信息披露等方面，回答“应该怎么建”；企业应围绕这些指标，从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进行零碳工厂持续改进。

一是算清楚。企业要明确厂区物理边界、主要能源品种、重点排放源，把组织边界、能源流、物料流、直接排放、购入电热和主要产品碳足迹统一到同一数据体系，做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

二是定目标。把2030年前核心和引导指标目标拆解到年度，再将每一项指标对应到可执行项目和责任部门，对照建设方案，形成任务清单。

三是源头与过程并重。源头减碳方面，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和非化石能源电力物理认定量，因地制宜发展分布式光伏、绿电直连、工业微电网并配套储能；过程脱碳方面，对标能效标杆水平，推进用能设备升级、清洁能源替代和余热回收利用，把节能降碳落实到每一道工序。

四是数字化赋能。建设数字化能碳管理平台，实现能耗和碳排放数据的在线监测、统计分析与优化调度，用智能化手段支撑精细用能管理和节能诊断，做到“源头可查、过程可溯、结果可信”，这也是信息披露的数据基础。

五是协同与披露。推行绿色供应链和零碳供应链管理，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低碳产品，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共同降碳；对自主减排后确属无法消除的残余排放，使用高质量的碳信用进行抵销并严格披露；按年度披露核心指标达成情况和主要举措，接受主管部门和社会监督，形成“建设—评估—改进”的持续改善机制。

零碳工厂的价值体现在持续的建设过程中，也能给企业带来政策、市场、管理、金融相互叠加的复合回报。企业应该把碳管理嵌入日常经营，才能真正收获降本增效、市场认可和面向未来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