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自2017年后，特朗普时隔八年多再次访华。此次会晤后，中美清洁能源与气候合作究竟走向何方？在5月27日举行的“增进人文交流 助推中美互信”中美高端智库对话会期间，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气候外交和中国气候中心主任凯特·洛根（Kate Logan）。

“会晤为未来对话框定了更稳定的框架”

中国环境报：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讨论了贸易、能源等多项议题。在气候合作领域，当前中美在政策节奏上存在一些“温差”——中国正按计划推进“双碳”目标，而美国新一届政府更侧重传统能源开发。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对中美两国气候与清洁能源合作的实际价值？

洛根：中国正在持续推进“双碳”目标，将气候行动置于重要位置。但众所周知，当前气候议题并非美国政府的优先事项。尽管如此，我认为此次会晤对于稳定双边关系仍然非常重要。如果双方能够找到一种方式，使这种稳定更加持久，甚至通过机制化安排加以巩固，那么这将为未来的合作提供基础——特别是如果未来的美国政府决定重新支持气候行动的话。

此外，此次会晤期间，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这一机制下，两国可就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的问题、面临的新变化及时沟通，从而降低信息传导不对称，提高贸易和投资稳定性。虽然气候并非当前机制的焦点议题，但这种常态化沟通渠道的建立，本身就是为未来的气候对话预留接口。

中国环境报：您曾指出，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体系”，近年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量保持了强劲势头。在您看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洛根：如果用能源系统的术语来比喻全球气候治理，中国的角色类似于“基荷电力”——提供持久、稳定的支持，始终如一。而现阶段，美国可能像“间歇性可再生能源”——有时提供强劲推力，推动更高雄心，但也会经历周期性波动，有时回落。这两种角色源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但都十分重要。我认为，最可信的气候领导力既需要超越现有行动水平的意愿，也需要带动其他国家共同推动更高雄心。

中美清洁技术供应链的共生关系仍存在

中国环境报：您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在太阳能、储能、电动汽车等领域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产业链，而美国在一些高端研发上仍有优势。当前全球清洁能源格局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趋势，您认为中美清洁技术企业之间是否还存在实质性合作空间？

洛根：中国目前在太阳能、电动汽车、电池等诸多关键清洁技术领域已形成结构性主导地位。而美国仍在研发全球能源转型所需的其他技术，比如增强型地热、碳捕集以及先进核能等尚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

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不少产业正在寻求在这个向新能源体系转型的世界中保持竞争力。我认为，如果这些企业能够找到与中国公司合作的路径，帮助企业自身提升竞争力，比如通过技术转让或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这不仅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条安全路径，也有助于加速全球能源转型。

中国环境报：在此方面，您能否举一个具体的合作案例？

洛根：福特汽车与宁德时代（CATL）的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为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之一，福特与宁德时代签署了技术许可协议。根据协议，福特将采用宁德时代先进的电池技术，在美国本土制造电池。

这正是中美互利合作的一个范例：宁德时代获得了新的市场空间，福特则获得了成本更低、更具竞争力的电池技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合作采取的是技术许可模式，为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轨”或地方合作是现阶段的突破口

中国环境报：您之前多次提到，气候问题超越政治周期。从“二轨”或地方合作的角度看，您认为2026年最有可能出现实质性进展的底层合作是什么？

洛根：尽管美国联邦层面在气候议题上有所回退，但令人欣喜的是，美国仍有许多行为体在持续推进气候行动，并且有着与中方同行交流合作的强烈意愿。特别是州和城市、学术界、研究机构、智库以及企业。

我认为有两个方向值得关注。一是聚焦下一代——推动学生和青年专业人士之间的交流，让未来可能成为政策制定者的人尽早建立联系。二是开展更多有助于双方理解经济竞争与气候变化关系的对话，这有助于化解一些阻碍能源转型的摩擦，找到共同解决方案。

中国环境报：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持续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截至目前已与超过40个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您认为，中国的这些实践对发展中世界的能源转型具有怎样的意义？中美两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方面，能否形成某种互补分工？

洛根：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传统上侧重于投资和商业参与，包括清洁技术领域。近年来我们看到许多中国清洁技术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其他国家投资建设新的制造产能，这有助于创造本地就业，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自身经济。

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传统的“援助—受援”关系——不是简单的资金转移，而是通过产业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自身的“造血”能力。这种从“产能输出”到“能力共建”的转变，为全球南方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种更具实操性的路径选择。

美国则侧重于发展援助，在能力建设、融资和软件服务等方面拥有深厚经验。如果未来中美能够在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方面形成“互补”的分工，那么一种可能的模式是：美国发挥在国际发展融资、标准制定和能力建设上的传统优势，而中国提供高性价比的清洁技术产品和产业解决方案。我期待这种互补分工在未来能够成为现实，它将有力加速全球能源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