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镇规划到产业发展，从生境保护到公众参与，这个覆盖乡镇规划、生态产业、自然教育、生境保护、公众参与等多个领域的标准体系，一经亮相，便吸引了全球目光。

10月29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中国角”举行的“AI与新媒体时代生物多样性保护传播创新”边会上，中国计量大学与中国环境报社联合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标准体系”。

“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标准体系”包含32项标准，是目前国内生物多样性领域涵盖范围较广、数量较多的标准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基层治理探索出一条新路径。

标准体系以浙江省特别是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尝试回答一个现实问题：如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理念倡导转化为基层建设、生产经营和日常治理中可以执行的具体要求？

从试点到省域推进：让生物多样性友好落到实处

2021年5月，浙江省开始探索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试点。同年，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启动了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建设试点。2023年，浙江省将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纳入《“81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行动计划》，作为八大专项行动之一。此后，生物多样性友好理念逐步进入城市、乡镇、乡村、社区、学校和企业等不同场景，基层实践不断丰富。

在实践中，新的问题出现。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不仅涉及自然保护地和珍稀物种，也与道路建设、农业生产、旅游开发、公共空间营造及居民生活密切相关。如果缺少具体的要求和路径，基层在推进相关工作时，就容易出现打着生物多样性友好的旗号，但在生产、生活和治理方面并未真正友好的问题。

龙观乡的探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逐步走向标准化。

2022年12月，宁波市海曙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期间发布了首个标准化成果——《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规划指南》，这是我国首个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地方标准规范。2024年3月，龙观乡发布了《宁波市海曙区龙观乡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计划（2024—2026年）》，推动相关工作持续实施。

龙观乡党委书记汪柏甬表示，推进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建设，关键是把保护要求落实到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之中，尽可能避免基础设施和经营活动对生物生存环境造成过度干扰，需要管用的、操作简单的标准规范来指导项目决策。

标准体系牵头起草人、中国计量大学碳中和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虞伟说，标准化的价值在于把地方实践中有效的做法提炼为清晰、可操作的规则。策划标准体系，就是给乡镇层面提供一套如何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的指南参考，服务各地高质量推进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避免在实践中由于缺少标准规范而无所适从。

从规划引领到系统融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乡镇发展全过程

要让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试点走深走实，仅有规划指南还不够。需要从单项技术规范拓展成为覆盖多个领域的整体框架。

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标准体系由基础通用、生态型产业、亲自然生活、原真性生态和包容性治理5个子体系构成，试图从不同环节和角度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乡镇发展相衔接。

基础通用标准主要为规划、评价和标准管理提供依据；生态型产业标准关注农业投入品管理、生态种植、特色产品生产及生态旅游等活动；亲自然生活标准涉及乡村公共空间、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原真性生态标准关注生境保护、生态修复、物种配置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包容性治理标准则将生物资源信息管理、标识传播和公众参与纳入建设内容。

通过构建生物多样性友好标准体系，尝试推进发展方式向生物多样性友好转变。

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公路设计指南、水利工程生态设计指南等标准，为项目设计阶段考虑生态影响提供依据；在生产经营中，茶园建设指南、蜜蜂饲养和蜂场管理等标准，推动保护要求进入日常生产过程；在社会治理中，自然教育、生态巡护志愿服务和生物资源数字化管理等标准，为基层开展公众参与和生态管理提供具体参考。

虞伟认为，“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标准体系”是尝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融入乡镇生产、生活、生态建设和基层治理的各个环节，让生物多样性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共同考虑的因素，这是以标准化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实践创新。

从工程建设到产业发展：标准助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

龙观乡的实践，为标准体系提供了具体的应用场景。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当地探索将生物多样性调查和保护要求前置到项目规划、设计和施工环节。针对公路建设可能影响珍稀植物的问题，早在2022年，当地曾在施工前开展调查，并将100余株珍稀植物转移至宁波植物园进行迁地保护。这一案例说明，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并非只能在事后补救，也可以通过前期调查和方案调整，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在小微生境保护方面，龙观乡建设了“萤星海”“蛙部落”等20余处小微保护基地，并通过人工鸟巢、人造灌木丛等措施改善部分生物的栖息条件。当地还选择26个试点单元开展标准化提升，探索将生物多样性友好要求落实到具体空间和管理活动中。

在产业发展方面，当地尝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茶产业、中华蜜蜂养殖、生态旅游和自然教育相结合，通过规范茶园建设、蜂场管理等生产活动，推动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协调。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友好体验馆、自然研学等活动，也让当地自然资源有了教育、体验和产业发展的更多应用场景。

随着各地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友好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各地关注的热点，但产品是否生物多样性友好，不能自说自话，还应关注生产过程中的生境保护、资源利用、投入品管理和生态影响。记者注意到，生物多样性友好产品评价指南也在标准体系中，虞伟说，评价指南虽然不能直接替代法定认证，但可以为农产品、林产品、特色食品等提供评价参考。

据统计，2025年龙观乡接待游客150余万人（次），旅游产值超过7000万元，自然研学年接待量超过10万人（次）。当地还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绿色金融工具，为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拓展资金渠道。

龙观乡的探索表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进入产业项目管理、公共空间建设和乡村运营等具体工作。而标准体系则将这些分散的实践经验提炼出来，为乡镇日常管理和项目决策提供更加稳定的技术支撑。

从地方实践到国际推广：探索标准的跨国应用

在COP17“中国角”上，上海还举办了“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建设”主题边会活动，此外深圳也发布了《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单元共建指引》（英文版）。浙江、上海、深圳等地的生物多样性友好行动实践，也为标准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空间。

标准的生命在于实施。标准体系能走多远，甚至跨国落地，将成为成果发布后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巴西亚马孙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卡洛斯·杜里根在现场听取标准体系介绍后表示，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系列标准覆盖范围广，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产业发展的思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适合在巴西热带雨林保护中探索应用。

“中国的山区乡镇与巴西亚马孙地区在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和社区治理方面各有特点，但都需要面对如何协调自然保护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问题。龙观乡的实践及其标准体系，为双方围绕具体问题开展交流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卡洛斯·杜里根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戴安娜·哈鲁图尼扬说，可以在亚美尼亚选择比较小的省份开展试点，将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系列标准进行本地化改造，比如在发展旅游、修建公路时，提出生物多样性友好要求，还比如政府在办理建筑许可申请时，可以让申请人对照相应生物多样性友好标准先学习。

“让标准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在合作中不断完善，‘生物多样性友好乡镇标准体系’才能逐步成为国内外更多地方可以采用的生物多样性治理工具，为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范例。”虞伟说。